温榆河南岸，有一个不足百户的村庄，村头的小河上，架着一座小桥，距离通州城五里路，故名五里桥村。1949年初，在这个不出名的小村子里，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和平解放北平在这里达成了协议。

1月12日清晨，中共通州市委的几个干部，带着一队解放军进了村。进村就叫村干部腾出本村大地主刘春甫的深宅大院。这所大院很宽敞，院子里铺着一层厚厚的积雪。房屋由于缺乏修饰，显得破旧；墙壁被盐碱腐蚀出一块块黑斑，屋顶飞檐倾斜，瓦片落了满地。干部们立即动员村民进行清扫，室内室外的陈设也重新进行了布置。还从通州“东兴居”饭庄请来了手艺高超的厨师，盘锅建灶。一时间，小村子里热闹起来。由于干部们严守秘密，人们只是猜测这里可能要住大人物，北平和平解放后，才知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与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的代表，把这里做为和平谈判的会场。

1947年11月，蒋介石抵达北平，召开军事会议，为统一华北军事指挥系统，决定裁撤保定、张垣（张家口）及太原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傅作义为总司令，统一指挥冀、晋、热、察、绥五省国民党军队。12月6日，傅在张家口宣布就职；12月下旬，他率领一批随员乘火车抵达北平。傅作义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迈上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这个台阶的。1948年对他来说是最紧张而又最不愉快的一年。傅的心情一直处在徘徊、焦急和苦恼之中。

蒋介石给他这个“总司令”的头衔，可算是高位了。可是傅作义深知蒋的部队是不会听他指挥的，而自己的部队却被更牢固地绑到了蒋的战车上。他内心里不甘愿为蒋介石所役使。1948年 2月，“华北剿总”内部传出了一条新闻，正副总司令吵起来。副司令陈继承兼北平警备总司令，是蒋介石派入傅总部监视傅的军统特务头子。这天傅主持“华北剿总”会议，研究军事工作。他提出：“我既是总司令，就有权使用战斗序列的所有部队。”这话明明是针对陈继承讲的。陈继承总想凌驾于傅之上，陈哪能示弱？他霍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反驳道：“中央军的行动，必须通过我，而且青年军只有我才能使用，就是你的直属部队，我也要过问！”态度十分骄横跋扈。

“你无权干涉我，你这个副总司令是谁任命的？”因为陈继承的副总司令没有明文任命，傅作义干脆来个不承认。于是两人大吵起来，结果弄了个不欢而散。

这次会后，傅作义向蒋介石三次电请辞职。在华北战局吃紧的情况下，为了缓解矛盾，蒋介石被迫撤换了陈继承，由傅作义举荐34集团军总司令周体仁接替副总司令职务。不久，又先后撤换了民政局长军统特务马汉三，社会局长中统特务温崇信等，暂时削弱了中统、军统势力对北平的控制。

6月10日，傅作义伏在办公桌上，紧缩着眉头，凝视着一纸电报：“令你部的新闻处、民事处合并为政工处，任命张彝鼎为处长。”傅忍不住拍案大叫：“你蒋介石是不会信任我的，总是千方百计安插亲信控制我，想用军统、中统两条绳索捆缚我的手脚。要我充当地主豪门的鹰犬，去咬沿门乞讨的穷百姓我是不干的！”于是令秘书拟文回电：“新闻处、民事处可以合并为政工处，处长就不必派了，由我部选任。”

过了几天，蒋介石复电，不同意傅部自己选任处长，又要派赵仲容去任处长。傅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拒绝赵仲容赴任，又电请王克俊（傅总部的秘书长）任政工处处长。以后蒋介石既无批复，也没有再派人来。

傅对此事极为不满，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蒋、傅之间的矛盾。傅为了加强自己的内部，扩大了总部训练团。凡上边派来的人，均需在训练团受训，经过审查才能到位工作。

1948年冬，辽沈战役结束，淮海地区正在酣战，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于12月11日发出了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东北解放军不待休整秘密入关，与华北解放军一道，将敌军摆在张家口至塘沽的千里长蛇阵，突然截成四段，隔而不围，围而不打。

这大大出乎傅作义的预料，使他既下不了西窜南逃的决心，又感到负隅顽抗是死路一条。那时傅还有60万军队，他还抱有各种幻想，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配合军事斗争，积极开展各种活动，特别是通过各种关系做傅作义的工作，促其走上自新的道路。1948年11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把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傅作义的长女傅冬菊，从天津《大公报》社调到北平。她一方面对父亲生活上很关心，经常给他买些家乡的小吃。另一方面又从思想上开导他，劝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傅冬菊几乎每天都向地下党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崔月犁报告傅作义的言谈、神态、情绪变化，由他们通过地下电台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

同时，北平地下党先后通过能和傅作义说上话的曾延毅、刘厚同、杜任之、李腾九、邓宝珊做工作，这些人在关键的时候都不同程度的发挥了作用。

第一次和平谈判是由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促成的。李炳泉是中共党员，公开职业是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任采访部主任。李腾九是华北“剿总”总部的联络处长。李炳泉开始以亲属关系和他漫谈形势，然后指出傅作义只有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才有出路。李腾九思想通了，就几次找傅作义交谈，促使他考虑和谈问题。

12月初，华北野战军包围张家口，将傅系“王牌”第35军包围于新保安，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包围了天津。12月14日兵临北平城下。傅作义感到欲战不能胜，欲守不能、欲逃无路，决定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谈判。他要李腾九找共产党地下党组织联系。北平地下党组织派李炳泉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会见了傅作义，并与深得傅作义信任的《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一道出城。

12月15日，崔载之、李炳泉和报务员、译电员5人，携带电台，乘吉普车秘密出城。

12月17日，崔载之、李炳泉到达三河县境内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同他们进行了初步交谈，崔载之表示傅作义与共产党谈判绝不是耍阴谋，愿意商谈和平解决问题。19日，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与崔载之进行了会谈。刘亚楼说：为了保护北平文化古都，为了使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我们欢迎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傅作义放下武器，解放军将保证他和他的部属生命财产的安全。给傅作义留下两个军，把蒋系部队军、师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崔载之把谈判情况向傅作义作了报告。傅认为北平城内蒋系部队比他的部队多十几倍，逮捕蒋嫡系军、师军官没有把握。第一次谈判未取得进展。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又在军事上采取了措施，命令解放军向新保安发起了总攻，全歼傅作义的王牌军35军，接着又向张家口发动攻势。这一下，傅作义坐不住了，一会儿双手痉挛，一会儿又直挺躯体作防卫的姿势。他把秘书长王克俊找来，提出了一大串问题：“和谈算不算投降？过去反共，现在投降怎么向下交待？就是投降，能否得到宽恕？蒋的嫡系部队会不会兵变？”他苦恼之极，甚至想把兵权交给别人，只身逃走。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对傅展开了政治攻势。特别是傅的女儿傅冬菊，对傅作了大量工作。使傅作义终于认识到了举行起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能保住古都，对人民有利，这是正义行动；如负隅顽抗，只能陪蒋介石殉葬，对不起北平市民，也对不起几十万军队。

1949年1月7日，傅又派周北峰（民事处长）陪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到达蓟县八里庄，第二次与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谈判。这次是聂荣臻司令员同他们谈的。聂首先给他们讲了解放战争的形势，然后问道：“这次傅作义派你们来，有诚意吗？”

“我看有诚意。”周北峰回答说，“这次叫我们来主要是听听解放军对和平解决北平的具体条件。”

聂荣臻摇了摇头，又问：“傅先生是否准备困兽犹斗，负隅顽抗？”周北峰很诚恳地说：“我看大势所迫，人心所向，他只有走这条路。不过在具体问题上，可能还要费些周折。傅先生顾虑还很多，这我都向地下党的负责人崔月犁同志谈过了。”聂荣臻又点了点头，说道：“至于条件嘛，只有一条，要求他停止抵抗。”

第二天，罗荣桓、林彪又同他们谈，问了北平的情况和傅的表现。罗荣桓对周北峰说：“只要能和平解决，我们对傅先生和其他将领一律不咎既往。”林彪也插话：“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留下工作，不愿留者，可以发资遣散还乡，对他们不能歧视，对傅先生不仅不当战犯看待，在政治上还要给他一定的地位。”

最后谈定：傅的部队以团为单位出城接受改编，对战俘一律释放，文职人员给安置工作，给傅留下一个团作保卫工作。最后双方还签署了《会谈纪要》，要求傅于1949年1月14日前作出答复。

周北峰回到北平城内总部，将《纪要》交给了傅作义。傅看了《纪要》没有表态，只是说：“你可电告解放军，已安全回到北平。”几天以来，傅经常唉声叹气，神态异常，看样子还想拖延时间，仍不排除他还存有背城一战的念头。

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了总攻。15日天津宣告解放。解放军向傅发出了最后通牒。傅作义看到西窜绥远老巢的路被堵死了，南逃的路被切断了，北平的22万守军已完全陷入了绝境。

在这种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傅作义终于最后下了决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摆脱中统、军统特务的跟踪、暗害，毅然决然地走向了人民革命的道路。他马上电召在绥远的副司令邓宝珊来北平，作为他的全权代表，赴通州与解放军继续谈判。

邓宝珊何许人呢？他早年曾在冯玉祥的国民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中任职。西安事变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的方针。抗战中他驻陕北榆林，几度访问过延安。他的防地与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良好的友邻关系。正是由于他和共产党有这么一段历史，傅作义才请他来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这也是他自知有罪，诚心自赎的积极表现。

1月14日至17日，邓宝珊、周北峰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到通县西五里桥平津前线司令部，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14条。

1月13日，寒凝平东，冰冻大地，邓宝珊、周北峰等人，经过化装，冒着严寒，骑马赶赴通州五里桥的谈判地点。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早已等候在那里。由联络员引荐，一一作了介绍，宾主同入客厅落坐。小小客厅，放着一张铺了台布的圆桌，摆了几瓶假菊花，点缀得简洁、肃穆。双方人员互相问好、闲谈，显得颇为融洽。

14日，在谈判过程中，聂荣臻司令员说：“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因上次规定14日是你方答复的最后期限，今天我们已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天津即将解放。”

邓宝珊看了看周北峰说道：“这个问题以你的名义发电报给总司令（傅作义），请他指示。”电报发出后，很快收到复电：“请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议程达成协议，第二天才正式谈判，这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第三次谈判。

参加谈判的解放军方面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傅方有邓宝珊、周北峰。平津前线指挥部作战处处长苏静作记录。

16日这一天，一直会谈到深夜。双方就部队的改编，干部的安排，北平市的文教、卫生、行政单位的接收等十几个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讨论，进展比较顺利。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实施办法讨论的时间较长。但经过酌商也取得了一致意见，达成了全面协议。

最后邓宝珊谈到绥远问题。罗荣桓说：“我们党中央有指示，北平问题能顺利解决，绥远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将采取一种更缓和的办法。”

翌日，邓宝珊和他的副官王焕文偕同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作战处处长苏静、队列科王科长进城，对协议进一步加以整理，以备正式签署文本。周北峰、李炳泉还留在五里桥，对协议的一些具体问题和技术问题继续会谈。

傅作义与解放军的和谈风声传到社会上，已经失控的军统、中统特务们可慌了手脚，急电报告南京的国民政府。这时的蒋介石也已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只好命令空军派飞机将他校级以上上的嫡系军官运走。解放军得到消息后，迅即调正炮位，对准机场，只要飞机一到就发炮，因此飞机未敢降落。

反动派还是不甘心失败，17日夜间，蒋介石的嫡系李文、石觉部队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发动了兵变。密集的枪声传到了五里桥。留在五里桥的周北峰紧张起来。找到罗荣桓说道：“听枪声好象是发生了兵变，他们知道傅先生要起义，一定会垂死挣扎。傅的两个师，怎么对付他们的十多万的军队？”

罗荣桓非常沉着地对他说：“这无关大局，你可以电告傅先生，如需要，解放军开进一个纵队就能解决问题，这个纵队让傅先生指挥。”

周北峰马上发报询问兵变情况，并传达了罗的意见。他不时地登高遥望，焦急地等待着傅的回电。

“谢谢，我们完全能控制局面，请罗政委放心。”傅作义回电了，但这时还仍有稀疏的枪声。一直到翌日7时，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笑容满面地走到周北峰的住处，说道：“城里已平静了，傅先生已通过中央社公布了前天协议的部分条款。”周北峰、李炳泉这才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和平得以实现了。”

1月19日，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与傅方代表王克俊、崔载之正式签定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主要内容是：为迅速缩短战争，获得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和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促成全国和平之早日实现。双方协议：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城内部队兵团（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

22日，陶铸化了装，同周北峰进了北平城。首先来到中南海，会见了傅作义将军。一见面，傅就紧紧握住陶铸的手，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我在解放战争中，是有罪的，应受处罚。”

“不，你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是立了功的，应该受奖。”陶铸看着站在一旁的傅冬菊，又说：“你还生了个好女儿呢！”几句话说过，就打破了室内的抑郁、沉闷的气氛，两人对视着笑了。陶铸代表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对傅及其部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和平解放北平昼夜不停的工作表示慰问，傅说：“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帮助我走向了革命道路。”中午，傅作义设宴款待陶铸。

1月31日，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解放军入城式。平津前线总前委、北平军管会、北平市、平津卫戍区、北平警备区的领导人，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前门箭楼。上午10时，四颗信号弹腾空而起，解放军入城部队由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画像的坦克为先导，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永定门。数十万群众举着小彩旗夹道欢迎解放军。一队队坦克、大炮、骑兵、步兵，洪流般地滚滚向前。“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像海潮，像松涛，一阵阵传向箭楼。威武雄壮的队伍开进了东交民巷。人们都记得，以前这里是禁区，是国中之国，洋兵在这里站岗。别说是老百姓，就是中国军队、警察也不许入内。如今，马达轰鸣，人民欢呼，东交民巷一片欢腾景象。这宣告了帝国主义在北平横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古老而光荣的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