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清朝废帝溥仪出故宫，剪除辛亥革命留下来的这条辫子，是冯玉祥将军多年来的愿望。1917年张勋搞复辟时，举国上下群起而攻之。冯玉祥带兵打入北京，消灭了张勋的辫子兵，并提出：“驱逐溥仪出宫，严惩复辟祸首，以遏奸邪之复萌。”但是，当时北京的局势被段祺瑞一帮人所控制，冯玉祥的愿望未能实现。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回师北京，把溥仪赶出了故宫，了却了他的心愿，这次为何如此顺利？追其原由，话还得从北京政变说起。

说起北京政变，首先应谈直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为独享帝国主义的宠爱，称雄称霸，先是拉拢各系军阀，控制北方政局，逼迫黎元洪下台。又以重金收买议员，以每张选票5000元现大洋的高价把曹锟捧上了总统的宝座。然后便凭借中央政权要挟各派军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各派军阀也都不示弱，为争得其主子――帝国主义的信任，好在它们的饭桌下拾到些残羹冷饭，争着出卖祖国的主权，战争连年不断。

北京政变的发动者冯玉祥在北洋军人中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人物。他反对贿选政府，反对军阀混战，立志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对于北洋政府的腐败常常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以致遭到上层人物的歧视和猜忌。在皖系当权时，他经常受到排挤。直系当权后，又遭到吴佩孚的压制。但是，冯玉祥性格倔强，对吴并不肯俯首听命，在扩编队伍和索催粮饷等问题上常常发生抵触。特别是冯玉祥在河南将他的十一师大加扩充，积极训练，使吴不能容忍。因而冯督河南不到半年，吴佩孚便将他调任为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移住于北京南苑。冯到北京后，吴佩孚又不按时给冯部拨付军饷。使冯玉祥处于极端困难的地步。就在这时李大钊到南苑会见了冯玉祥。李大钊是北方国共两党的总负责人，北京著名的教授。冯玉祥对他的才学品德都非常敬慕。李大钊同冯玉祥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们除了谈论当时北京政界注意的问题外，还向冯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苏联现状，谈到了苏联主动提出废除沙皇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还谈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现状。这次会谈使冯玉祥大开眼界。再加上这个时期，北京民众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对冯玉祥也有很大影响。促使他决心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扩编队伍，严加训练，使部队成为战斗力最强、纪律最严整的队伍，一旦时机成熟好为革命出力。此后，冯玉祥便开始接近群众，参加群众的革命活动。同时，他也注意与各方面的进步势力加强联系。

早年在滦州起义时，冯玉祥曾和南方的革命力量有过联系，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人士。受到他们的宣传，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产生了向往的心情。1923年12月，冯玉祥派马伯援赴粤向孙中山致意，表示愿意合作。1924年8月，孙中山移师北伐，密约冯玉祥早日举事。并将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反直三角联盟的建立情况告诉了冯。冯看到反直阵线已经形成，便积极活动，一面严格训练部队，一面与旧友胡景翼和孙岳进行联络，秘密结盟，第一，誓死反对吴佩孚对奉作战；第二，根据形势的发展，相机而动，事若成功，请孙中山北上主持一切；第三，纪律是军队的命脉，要严加训练，真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

1924年9月，曹锟、吴佩孚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暗下决心在这次战争中联合友军推翻曹、吴。当时冯玉祥部作为第三路军出古北口向滦平方向进军与奉作战。冯玉祥行至滦平后，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就地训练部队作回城的准备。数日后，冯接到本部留京人员蒋鸿遇的情报，说吴佩孚已亲往前线督师。冯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吴在军事上已到了崩溃的前夕，班师回京的时机已经成熟，即派参谋长刘骥持亲笔信回京与胡景翼和孙岳联系班师日期和具体安排。与此同时，冯玉祥和张作霖取得了谅解，张作霖答应事成后，奉军不入关，并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10月19日，冯玉祥接到蒋鸿遇电报：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他的精锐部队，驻长辛店、丰台的第三师调往前线增援。冯看罢立即召集各部将领举行紧急会议，宣布火速回京推翻曹、吴政权。并将参加政变的部队拟定改为“国民军”。21日下午，冯玉祥下令班师，通知胡景翼部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一带，截断吴佩孚与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命鹿钟麟部日夜兼程返京，会同留在南苑的孙良诚和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后入京。命李鸣钟旅直趋长辛店卡断京奉、京汉两路交通。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和宋哲元两旅即日班师限期到京。通知北京城市的京师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发生意外。冯玉祥亲自率刘郁芬旅首途返京。

10月22日，鹿钟麟率部到达北苑，与蒋鸿遇旅会合。当日晚鹿钟麟率部由北苑出发进城，12时抵安定门。孙岳率兵已做好内应准备，令守兵大开城门。鹿率部进城后，由北向南每到一个路口，派出一支小分队，一直到天安门前，将司令部设于太庙。全城防务安排妥当后，下令包围了总统府，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控制了整个北京城。

第二天清晨，北京全城贴满了安民告示，通街要道都是佩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臂章的士兵。街上的行人流露着惊奇的眼光，知道已发生了重大事变，奇怪的是在这夜幕沉沉的情况下，竟然一枪不放，鸡犬不惊。许多人街谈巷议：冯玉祥用兵神速，真称得上是飞将军自天而下。

10月23日，冯玉祥到达北苑。第二天他召集20余名高级将领开会，决定正式成立“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任副司令，分别兼任二、三军军长，鹿钟麟任北京警备司令。冯玉祥还向全国发出主和通电，并要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一切职务，请曹锟自动退位。为了完成过渡时期的任务，成立了以黄郛为总理的临时内阁。

北京政变胜利后，国民军控制了北方的局势。这时冯玉祥认为要抓住时机，把清朝废帝溥仪赶出故宫，切除中华民国的这个毒瘤，杜绝清王朝遗老们的复辟帝制的梦想。11月5日，冯玉祥提交临时内阁讨论修改清室优待条件。黄郛主持会议，大家一致认为：中华民国成立十余年来，清室皇帝溥仪在“优待条件”的保护下赖在故宫，并沿用宣统年号，在小朝廷中发布“上谕”，举行跪拜大礼。故宫成了“国中之国”。更为甚者是1922年12月溥仪完婚时，黄亭宫灯竟摆到了北京城的大街上。“小朝廷”公然在紫禁城外摆起了威风。而当时的北京政府，不仅不加制止，反而派出大批军警布岗放哨，恭敬护卫清宫的龙凤旗伞，鸾驾仪仗。各路军阀的头面人物黎元洪、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还向溥仪送了厚礼。这种怪现象不仅受到国内舆论斥责，也受到外国人的讥笑。内阁会议经讨论决定：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将清室一切人员移出故宫，宫中一切公产，应归国民政府所有。这个修改提案还没有来得及提交实施，警备司令部获悉清室已预知其事，而且有所举动。鹿钟麟立即报告黄郛，并说事不宜迟，迟恐生变。黄郛即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立即处理溥仪出宫的一切事宜。成立了以李石曾为首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并决定由鹿钟麟、李石曾和警察总监张壁等人前往故宫执行。

11月5日上午9时，鹿、张、李3人率军警前往故宫，首先将外界和故宫联系的电话线割断，在故宫周围布署了军警，然后鹿、张、李带随从直奔溥仪住所。此时清室正在开“御前”会议。通报后，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出迎，鹿等说明来意，并限3小时内宫廷人员要全部搬出。绍英听后惊慌失措，但仍故作镇静地说：你们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清室入关后没有亏待百姓，况优待条件尚在。鹿答：你这是替清室讲话，清室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之屠”老百姓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全国军民一直在要求严惩复辟祸首，现在宫门外面已布满军警，准备采取行动。绍英不得已，入宫转告溥仪。溥仪听后跳了起来，急得直转。嘴里嚷嚷着：我的财产怎么办？3个小时怎么搬得出？两个太妃留恋宫廷，死活不肯走。溥仪便让绍英出而与鹿交涉延缓期限。鹿答应推至下午3时为限，绍英回报，往返数次。下午3时鹿见溥仪还没有搬的意思，就故意大声对随从人员说，快去告诉外边，时间虽然到了，但先不要开炮！再延长20分钟，过后不搬再开炮！其实鹿钟麟等人只带了20名手枪队哪里有什么炮！但他这几句吓唬人的话，非常生效。许多王公大臣听说要开炮，都东躲西藏，溥仪的岳父荣源吓得跑到御花园找了个躲炮弹的地方藏身，不肯出来。很多大臣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溥仪也大惊失色，立即答应迁出宫外。随即交出了印玺，收拾私物，在鹿、张、李的监护下离开了故宫。鹿亲自送他到后海旧醇王府。溥仪出宫后，鹿问他，从此以后，你是愿意当平民还是愿意作皇帝？在我们中华民国是不允许皇帝存在的，我们有对付皇帝的办法。溥仪答，我自然愿意作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强迫我在这里，不然我早就走了。当然，这不是他的真心话。事实证明，他做梦都想复辟，重登皇帝的宝座。“九一八”事变后，他又跑到东北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儿皇帝，这是后话。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和人民的称赞。但又遭到段祺瑞和那些清朝遗老大臣们的反对。溥仪出宫的第二天，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表示不满。但已不是1917年的时候了，北京政变后，冯控制了北方的局势，可以做他愿意做的事，所以冯立即复电段谓：“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孙中山先生北上是1924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袁世凯死后，执掌北京政府大权的北洋军阀内各派系斗争日益尖锐起来，直系、皖系、奉系三派势力为扩大地盘、争夺权力，公开厮杀，连年混战，使中国人民陷入了长期的苦难之中。

经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随后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北京政府的权力垄断在反映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手中。他们的反动统治，尤其是曹锟的贿选和吴佩孚的所谓“武力统一”，激起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的愤怒和声讨。孙中山率先通电全国，宣布讨伐曹锟贿选政府，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的统治。同时，反直的各派军阀也纷纷举起讨直的旗帜。 1924年9月，爆发了反直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开始不久，倾向革命的原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发动了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监禁了总统曹锟，迫使曹免去吴佩孚的本兼各职。政变之后，冯玉祥决定脱离直系军阀系统，将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1月5日，国民军将清废帝溥仪驱逐出故宫。

冯玉祥以前受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影响，他在发动“北京政变”时，曾写信邀请正在广州的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10月25日冯玉祥召集军事会议，正式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段祺瑞、张作霖也致电孙中山表示欢迎他来京“共商国是”。

北京政变，结束了1920年以来直系军阀独揽北京中央政权的局面，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对北方以至全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先生认为这是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实现和平统一“最难得的机会”。为宣传革命思想，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他不顾个人安危，身患疾病，毅然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北上。

孙中山在离粤的前三天（11月10日），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了著名的《北上宣言》。在宣言中，他公开宣布了此次北上的任务、目的以及关于解决时局的主张和办法，旗帜鲜明地重申了自己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他指出，对外要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保证国家自由独立的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要消灭封建军阀，使“曹、吴覆灭之后，永无继起之人”。主张召开有各人民团体，反对曹、吴各军及政党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号召全国人民公开解决国家大事“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值得重视的是，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最早是1923年7月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正式提出的。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局认为，北京的国会已经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反对，只有代表各界民众利益的国民会议，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主张国民会议由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代表组成。很显然，孙中山的《北上宣言》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为了扩大影响，开展宣传，孙中山决定经香港去上海，再取道日本，由天津前往北京。孙中山北上，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关心和拥护。1924年11月12日下午，孙中山在广州市第一公园做临行前的讲演，广州各界有2万多人到会听讲。当晚又举行了有十多万群众参加的欢送孙中山北上的提灯大会。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以及随员30余人乘永丰舰离开广州。

孙中山代表民众的利益，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从广东一隅走向全国，在政治上产生了很大的号召力。中国共产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赞同和支持孙中山北上，并于1924年11月19日发表了《第四次对时局的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指出，为了挽救目前的危机，打开政治局面，只有召开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有希望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为它是由各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国共两党的合作努力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促成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的民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支持召开国民会议。中国共产党派党员到全国各地去，和国民党一起建立和领导国民会议促成会，推动这一运动的深入发展。

1924年11月17日上午，孙中山到达北上的第一站一上海，在吴淞口受到两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外滩马路人如潮涌，公私车辆多时停驶。“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孙中山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天。

帝国主义十分仇视和畏惧孙中山北上的行动，竭尽全力加以阻挠和破坏。英国的《字林西报》和美国的《大陆报》，都曾发表文章攻击谩骂孙中山，企图阻止他在上海登岸，还蛮横无理地叫嚷“快赶孙中山出上海，不许他在上海过冬”，以及“绝不理睬”孙中山所提出的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等。孙中山在这些无耻的恶毒攻击面前，不仅没有屈服，反而更坚定了反帝的意志，并给予坚决的回击。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莫利爱路29号寓所，接待了30多位中外新闻记者，发表了题为《国民会议为解决中国内乱之法》的演说，再次重申他北上的两个目的：召集国民会议，是对待军阀的；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待帝国主义的。只有打败了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又说，我这次去北京是有危险的，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甘愿去冒这种危险。

孙中山途经日本，在长崎、神户、门司等地受到成千上万爱国华侨和日本人民的欢迎。他在东京、大阪、神户国民党员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列举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是中国革命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号召人民支持他北上，为召开国民会议、打倒军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努力斗争。

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天津的一百多个团体、两万多各界民众涌向美昌码头去迎接他。欢迎集会上掌声雷动，口号声此起彼伏，群众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冯玉祥等也派代表专程来天津迎接孙中山。但就在这时候，长期积劳成疾、身患肝病的孙中山，由于沿途辛苦，病情突然恶化。

在孙中山先生北上途中，北京的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动。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举行会议，推举了有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行政府职权。在这个政府中出现了皖系、奉系和国民军三种势力联合而又争夺的局面。段祺瑞、张作霖原本打算利用孙中山在海内外的巨大影响来实现维持自己统治的目的，因此开始也曾积极邀请孙中山来京。但从孙中山先生发布《北上宣言》以后，他们面对孙中山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立场和全国日益高涨的国民会议运动，十分恐慌。于是，段祺瑞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提出了召集所谓善后会议的主张，与共产党、国民党所号召的举行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

1924年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说什么善后会议的任务是代替国民会议，解决国家大事。按照条例规定能够参加这个会议的绝大多数是军阀、官僚和附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显而易见，它只是一个目的在于继续维护军阀统治的御用分赃会议。

段祺瑞的倒行逆施遭到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中国共产党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反动性质和目的，明确指出它是“团结己派军阀”、“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国民党也通电反对召开善后会议。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了10万人游行。各地民众纷纷给段打电报，强烈反对善后会议，要求召开各阶层人民选举产生的国民会议。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中央随即向全党下达了抵制善后会议的通知。此时，重病中的孙中山更加紧了促成国民会议召开的工作，他在病榻上拟定了国民会议条例草案，并向十多个省、市派出自己的代表，在各地宣传、组织群众，使国民会议运动深入人心。

深冬的北京，寒风凛冽。12月31日孙中山抱病入京。当天上午北京各界人士几十万人从四面八方赶到前门火车站，手执各色彩纸小旗，自动整齐地站在月台上。“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幅标语在迎接的人群中迎风招展。已经卧床多日的孙中山坚持途步走过欢迎队列，向迎接的人们含笑答礼，然后乘车离去。

孙中山抵京后，发表了书面谈话《入京宣言》，指出此次来京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而是来与大家一起救国的。在京期间，孙中山忍受着极大的病痛，继续同段祺瑞的反动行径及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刻还依然坚持处理公务、接待客人、忘我工作。

1925年2月1日，反动的善后会议开场。国民党没有代表参加。为了同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相对抗，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到会代表包括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共二百余人。他们代表着二十多个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和数十万的民众。这是一次空前的人民集会，会期达一个多月之久，大会坚决否认善后会议，明确指出了它的反人民性质，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决议中宣布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的主张。这次会议对于宣传和组织群众、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25分，为中国民主革命奋斗一生，建立了丰功伟绩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寓所逝世，终年 59岁。

噩耗传出后，北京及全国人民极为悲恸。全国各地自发地组织了各种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到孙中山先生灵前致祭者共达 74万人。4月2日，孙中山遗体移往香山碧云寺，整队送灵的群众达30万人。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在追悼活动中都广泛地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主张，使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更加深入到人民心中。

孙中山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他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北上倡导召开国民会议、反对善后会议，是他一生中为争取民主自由、国家独立自主所做的最后一次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