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他在中国是最早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参加领导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等革命者。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于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转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附近一个旧兵营里，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

不久，奉系军阀控制了北洋军阀政府，更加重了北京的白色恐怖。在北京城内到处贴满了“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布告。《京报》主笔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奉军杀害。相隔不久，《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因写文章揭露奉鲁军阀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的罪行，也被杀害。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首先把一部分同志陆续地转移出京，或送去南方参加北伐，或送往苏联学习，或派往他地开展工作。而他自己却仍然坚持在北京，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工作。他通过各种秘密的方法，与北方各地的党组织和革命同志保持着联系，继续从事发展党团组织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工作。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一年中，尽管敌人的恐怖活动笼罩着北京城，但北京的革命力量却迅速壮大。共产党员由300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由2000人增加到4300多人。

同时，李大钊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支援和策应北伐战争。1926年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为北伐的先遣队，向湖南挺进，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李大钊为了支援北伐战争，积极地向南方的革命军队输送干部和革命青年，并把北方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报及时地提供给南方的同志。此外，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敌后同敌人展开斗争。在河北磁县，中共党组织秘密组织工人炸毁了漳河大桥，发动农民协会会员破坏铁路，割断沿途电线，破坏渡口船只，使军阀的部队无法南下。在军阀的军队中，多次进行策反工作。共产党员许权中根据李大钊的指示，于1926年7月北伐战争的关键时刻，在门头沟率领直系部队2千多人起义，给直系军阀吴佩孚以沉重的打击。

在此期间，李大钊还积极做国民军的工作。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为了加强国民军的工作，李大钊派去大批干部，在国民军中形成强大的政治骨干力量。同时，他还帮助国民军制定了攻陕西、出潼关、会师郑州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被冯玉祥采纳后，连战连捷，起到了策应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阻止奉军南下的重大作用。

在斗争过程中，李大钊一方面指导革命实践，一方面注重对革命理论的探讨，特别是对中国广大农民的研究，他认识上不断深化。1926年8月，他写了《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赞扬了鲁豫陕广大农民的觉醒，肯定了广大农民在反外侵反军阀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发动和武装农民的重要性，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民中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认识到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摆脱迷信和落后的蒙蔽，走向光明的道路。

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北京的反动军阀势力异常恐慌。他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更加紧对北方革命力量的搜剿和迫害。在北京，他们对转移到地下活动的革命者，加紧了侦察和跟踪，李大钊等处境非常危险。1926年9月，中共中央通知李大钊等离开北京去武汉。李大钊首先安排了何孟雄、陈毅等一批人去了南方，而他自己却坚持要最后离开北京。

到1927年春，北京的空气更加紧张，敌人加紧了对北方党领导机关的破坏。机关工友阎振三、炊事员张金印外出时被敌人相继捕去。李大钊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就象暴风雪中的青松一样，毅然挺立着，坚持不懈地领导党的工作。同志催促，朋友劝告，让他赶快离开北京，可是他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婉言拒绝了。他的夫人赵纫兰心急如焚，一再劝他走。李大钊总是说，他不能轻易离开北京，这里的工作重要。

1927年4月6日上午，奉系军阀张作霖终于向李大钊下了毒手。他得到帝国主义的默许和支持，出动二百多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包围了苏联大使馆及其附近一带，冲进苏联大使馆的旧兵营内，实行疯狂的大逮捕。

李大钊正在屋内伏案写字，一群宪兵、警察、特务蜂拥而入。一个特务立刻辨认出李大钊。特务们露出狰狞的面孔，随即将李大钊和他的夫人及两个女儿一同捕去。

敌人逮捕李大钊后，想从他的口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况，以便彻底摧毁党的北方组织。并想通过动摇他的意志，瓦解共产党的影响。但李大钊既不为威逼所迫，也不为利诱所动，始终以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气概，应付敌人的种种伎俩。

李大钊在狱中的表现，连当时报纸的报道也不得不公开称道。《顺天时报》4月8日报道：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除自称是马克思学说的信仰者、加入共产党外，其他一切行为都说不知道，守口如瓶，没有确实口供。《晨报》4月17日报道：李大钊被捕十天来，多次受审讯，除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承认不讳外，其他一概不知。

与李大钊一起被捕的，虽然还有他的夫人和两个心爱的女儿，但李大钊“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他在法庭上，同她们母女三人曾见过一次面，据他的女儿李星华回忆：“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既不愉快，也不伤心。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他“如此安静和沉着”，是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心，“笼罩了他的整个精神”。

李大钊被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青年学生、社会名流、进步群众，以及他的同乡好友，争相奔走营救。社会舆论纷纷呼吁。北京的二十五所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声明，要求此案按法律程序移交法庭处理。国民军拍来电报，向奉系军阀严正警告。尤其是久受李大钊革命思想培育的北方铁路工人，组织了劫狱队，要冒着生命危险把李大钊从狱中劫救出来。李大钊得知这个消息后，考虑到这样做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就极力劝阻了这一行动。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北方党组织经过考虑，接受李大钊的劝阻，做说服铁路工人的工作，才停止了劫狱行动。

李大钊在狱中写了一篇《狱中自述》。他三易其稿，在文中尽力保护他人，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他要求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严峻的生死关头，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尽力为革命保存力量。这种崇高的革命品德，永远令人崇敬。

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国民革命，在上海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进行血腥屠杀。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此时，一切反动派为镇压共产党，已经同奉系军阀沆瀣一气，都力主对李大钊等“处以极刑”。蒋介石叛变后不久，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4月28日，北京城笼罩在异常恐怖的气氛中，部分“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反动军阀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偷偷地在警察总监的一间客厅里，对李大钊等人进行判决：将李大钊等立即处以绞刑。

李大钊被判决后，态度从容，视死如归，第一个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他生前在《牺牲》这篇短文中曾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正是以自己的壮烈牺牲，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谱写了绝壮的音乐，放射出炽烈的光华。此时，他年仅三十八岁。

李大钊殉难的噩耗传出，天悲地哀。

在共产党内，同志们悲愤万分。党的机关报——《向导》周报在发表悼念他的文章中指出，他的被害，宛如“晴天霹雳一般”，同志们都“感觉异常的悲痛”；他的名字，将为中国人民所“牢记不忘”。

在武汉、西安等各地，各界革命群众纷纷追悼李大钊烈士，对反动军阀的暴行进行愤怒声讨。据何香凝老人回忆：“在汉口开会，听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在西安召开的各界人士追悼会上，国民党人于右任先生在讲演中，称“以李大钊之学说，思想，环境，可以说是‘李大钊时代’”，对李大钊等用如此“弃置已久之绞刑”，“真残酷之手段，使人痛愤不置！”

冯玉祥将军听到李大钊被害的消息后，“哭之甚哀”，除在潼关国民军总部开追悼会外，并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运动。他的军队一律戴孝，向李大钊表示沉痛哀悼。

在北方，许多青年对李大钊的被害无比愤慨，毅然涌进革命阵线，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为民族的解放继续奋斗。

李大钊虽然牺牲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将永远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