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后的北平，军警林立，宪特横行，严刑苛政，民不聊生。日本帝国主义的异族统治，更使北平人民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然而素有反抗精神的北平人民，虽然在铁蹄下痛苦地挣扎，却也时时以不同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和对日伪统治的不满和反抗。黑暗统治下的古城北平不时闪现出爱国抗日的火花。

当时已在京剧界享有盛誉的著名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不事权贵，宁折不弯，拒绝为日本人义演，荷锄务农于京郊青龙桥，不仅当时为人敬佩，而且至今仍被人称道。

北平沦陷后，百业凋零，市面萧条。占领北平的日本人急于装点门面，粉饰太平，以显示其局面之“歌舞升平”，胁迫京剧界名演员唱义务戏，名义是“支援皇军，捐献飞机”。其时，一些著名演员像梅兰芳早已南迁上海；杨小楼以年老多病为托词，日本人一进城就谢绝舞台，在旦角中以程砚秋声名最盛。所以，这场义务戏，日本人一定要让程砚秋出台。

在高压淫威下，为了养家糊口，一些京剧演员不敢不唱，也不得不唱，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但程砚秋就是不理这个茬儿。当来劝说程砚秋出台义演的人绕着弯儿地说出来意后，一向待人彬彬有礼的程砚秋，腾地站了起来，厉声喝道：“什么？给日本人唱义务戏？我不唱！”来人婉转劝说，为了剧业同人，希望他圆这个场。程砚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买飞机去炸中国人。”来人再次劝说，以程砚秋在戏曲界的地位，若是坚决不唱，对他和京剧界恐有不利。程砚秋气得涨红了脸，愤愤地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让大家受连累。献机唱义务戏的事，我程某是宁死枪下也决不从命！不妨请转告日本人，甭找梨园同业的麻烦，我自己有什么罪过，就让他们直接找我说话就是了。”幸好这些话没有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但是因为他拒绝义演，从此也就埋下了祸根。

从1937年至1941年，在沦陷区内，由于生活所迫，程砚秋仍以演戏为生，以所得收入维持家用和戏班同人的生活。迫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当时他不可能编演爱国思想过于直露的戏，只能创作演出一些悲欢离合、儿女情长、讽刺世态炎凉的戏。他的戏是唱给一般群众听的。敌人的堂会他不唱；去“满洲国”的“亲善访问”，他坚决拒绝。当时演出剧场都要为伪政府、伪报社、伪电台官员留固定包厢，他就是不买这个帐，一个座位也不留。

程砚秋的这些所作所为，是一个正派的、有爱国心的艺人所应该做的事情，但却惹怒了日伪统治者，成了他们寻机迫害他的起因和理由。

1941年冬初，程砚秋从上海返回北平。车到天津，他让其他人先回北平，自己留下看看朋友。几天后，他才独自回平。车到前门火车站，程砚秋刚下车，迎面过来两个头戴日本豆包帽的伪路警，劈头问他：“有居民证吗？……唔，你是程砚秋！跟我们走，要检查检查你。”随后把程砚秋带到站台北侧靠墙根的一间僻静小屋中，屋内还有两三个人在等着。程砚秋进去后迎面挨了个大耳光。他怒不可遏，大声喝道：“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教训教训你！”对方说着又动起手来。程砚秋见恶徒寻衅报复，忍无可忍，便挥拳还击。他从小练过武，腿脚有根基，伪警没讨到便宜，反被他打得狼狈不堪，不得不放程砚秋出站。

程砚秋被辱怒打伪警一事很快在北平京剧界传开了，大家佩服程砚秋是个刚强的汉子。但程砚秋也被伪警殴打致伤，左耳膜震破，金表也丢了，所托运的戏箱、行头也被毁了。在家休养期间，日伪又催逼索要剧本。程砚秋意识到这是不给日本人唱戏所遭到的报复。他感到这戏无法再唱，也不能再唱下去了。思来想去，他决意罢戏辍演，隐归乡间，务农度日。

为了遮人耳目，他先是托人找到北平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由内科主治医生杨学涛开出了“程砚秋经本院内科检查，体胖行动不便，不宜去舞台献艺，应休息”的诊断书，由德国主诊医生义克德签字；后又在平郊颐和园西北的青龙桥买房购地，添置农具、牲畜。1942年春，正直盛年的程砚秋，避居到青龙桥农村，扛锄下地，当了农民。

青龙桥位于颐和园和玉泉山之间。这里多古迹名胜，山青水秀；周围稻田绿地，泉水淙淙，颇似江南田园风光。若无战乱，确是休养闲居的佳地。程砚秋在这里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心情却十分压抑，亡国奴的生活使他难以忍受。一次，他与友人登山远眺京城，心潮起伏，提笔作诗一首，抒发了他久抑心中的不平和火一般的爱国热情：

凭栏远瞩气萧森，故国精华何处寻？

桑田苍海惊多变，指日挥戈望太平。

程砚秋隐居青龙桥荷锄务农直到抗战胜利，充分体现了一个爱国艺术家的民族气节和高尚品格。

抗日战争期间，程砚秋和梅兰芳这两位京剧艺术大师，一个在北方拒绝义演，荷锄务农；一个在南方蓄须明志，八年辍演。各以独有的方式，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高风亮节，南北辉映，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谱写了夺目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