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末的一天，杂草丛生、游人罕至的景山公园东山脚下第一座小亭里，围坐着十几个十六七岁的男女青年。这些来自当时的北平市立三中、师大女附中、河北高中等校的初、高中学生，在讨论决定着一件他们终生难以忘怀的大事。
六年了，他们和北平人民一样，在日伪统治下过着屈辱的生活。看到的是令人厌恶的日本膏药旗和整天肆虐横行的日本宪兵、汉奸、特务；听到的是刺耳的日本军乐和“满洲姑娘”、“满场飞”等亡国的靡靡之声；吃的是配给的猪毛、豆饼渣、花生壳碾在一起攥不成个儿的“混合面”窝窝头；就连中小学生的课本里也塞进了奴化教育的内容。这种亡国奴的日子，使这些青年学生感到压抑、苦闷、徬徨、愤懑。于是，他们决定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自己的社团，出版刊物，探索真理，寻求光明。
为了避免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他们确定社团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会上，一位男三中高二学生激情地朗诵了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之歌”。不畏风暴，勇敢翱翔的海燕深深地激动了大家。为了表示要像海燕那样，勇敢地在暴风雨中搏击恶浪，冲破黑暗，奔向理想的未来，大家一致决定将社团和刊物的名称都定为“海燕”。会议还商订了联络、组织、发行、总务等项工作，确定了刊物的总编，并决定创刊后，师大女附中、河北高中、女一中等校的同学分别负责各出一期。
“海燕”诞生了，生活有了新的寄托，同学们为出版自己的刊物忙碌着。当时连办刊物必需的设备都没有，全靠同学们自己解决。没有油印机，一位同学从自己家中偷偷找来一台旧的代用；缺少纸张油墨，大家把零用钱和卖旧书废纸的钱凑起来去买。经过努力，凝结着大家心血的文艺期刊——《海燕》终于在同年10月创刊了。
创刊号封面印有雄劲的大长仿宋体“海燕”二字，第一篇文章转载了高尔基《海燕之歌》的全文，接着是发刊词。发刊词开头写道：“我们纯粹是为了求知”，“根本无谓主张，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谈什么主张”。但在结尾却按捺不住地写着“没有热情的爱好，忠实的信仰，勇敢的精神，生命是不会长久的。”在一篇《献与<海燕>的同志》的文章中，更明确地提出“我们的信仰就是真理”。文中还引用高尔基的话“知识能坚固青年对真理的信仰，而此种信仰为改造旧社会的工具。”知识、信仰、真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这就是《海燕》创刊号第一组文章的思想倾向。
创刊发出后，影响很好，各中学的许多同学要求参加“海燕”社。“海燕”社迅速扩大，成员最多时达到120多人，分布于北平的23所中学、中专和1所大学里。
新的生活使同学们充满了活力。每一期《海燕》的出版都是同学们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地刻写出来的。刊物中的插图、题花、补白，也都处处体现着“海燕”成员的聪明和才能。他们工作起来废寝忘食，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海燕”成员在河北高中没有炉火的传达室里间，热烈议论修改稿件。渴了饿了，一位同学跑回宿舍弄来两个又干又硬的黑馒头，人们从室外捧回一把一把的雪，就着雪吃馒头。就这样，《海燕》在日伪严密统治下，坚持出了8期。
“海燕”社的活动，逐渐引起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关注。 1943年10月，地下党组织开始了解“海燕”的情况。党组织决定以“海燕”作为培养和争取青年的阵地，并对“海燕”的活动方式提出建议进行指导。还提供进步书籍给大家看，帮助分析大家争论的问题。地下党的同志经常谆谆告诫“海燕”成员：“海燕”是个团结同学的好形式，要站住脚只能以“灰色”面孔出现，太“红”了会暴露自己引起敌人注意，也会脱离中间群众受到孤立；“海燕”要关心群众生活，反映青年的切身要求（当时主要是失学失业、生活无着和政治苦闷）；要学会做地下工作，善于隐蔽和保护自己，要有在敌人心脏做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在新奇的“单线联系”、“个别串连”的地下活动方式中，“海燕”们逐步从自发地不满现实、憎恨敌人的热血青年，成长为团结、奋斗、救中国的自觉战士，有了纪律，懂得了组织观念，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约在1943年冬到1944年上半年，“海燕”社组织和开展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为主的读书活动。当时“海燕”社一位成员家里，收藏着革命先驱李大钊的三子李光华寄存在他家中的一大批书，还有几位成员家中也藏有一些书籍，这成了“海燕”社的“地下书库”。大家还想方设法寻找一切能够找到的进步的革命的书籍，丰富自己的知识，坚定自己的信仰。
大家读的书有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柔石、丁玲、曹禺、肖军和高尔基、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支、雨果、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中外作家的名著；
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卢那卡尔斯基的《论文艺》，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
有尹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平心、寒松、钱俊瑞、陈豹隐、沈志远的关于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等方面的著作；
有米丁的《哲学大纲》，杜德的《世界政治》，上田茂树的《世界史纲》，《经济学大纲》。
少数同学还读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资本论》（第一卷）、《帝国主义论》等马列原著。
如饥似渴地读书，使同学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学习成绩优异的男同学本来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每个星期日都要去教堂。当他得知“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是富兰克林的名言，而不是马克思的话时，他感到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以后，他把枕头下边的英文版《圣经》换成了英文版《资本论》。
为了探讨一些在校内不便争论的问题，“海燕”社多次组织“郊游”。在香山、玉泉山、碧云寺、西山、颐和园空旷的山林湖畔，同学们互相交谈，议论理论问题，讨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时还尽情欢唱革命歌曲。当时，“海燕”的成员们把一首情意深远、格调高昂的世界著名歌曲（“重回索连托”）的歌词稍加修改，当作社歌，叫“海燕歌”。大家时时唱起，借以抒发自己的情怀。
北平地下党组织了解到同学们渴望奔向解放区的心情后，经过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委（后改为城工部）的安排，从1943年冬到 1944年春帮助一些同学先后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那里，同学们亲眼看到了另一个天地：政治民主，军民团结，虽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却处处充满勃勃生机！
1944年5月，从根据地返回北平的两名“海燕”社成员，途中被日伪扣留，“海燕”的活动引起敌人的注意。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晋察冀分局城委负责人刘仁决定“海燕”社停止出刊，暂停活动，并立即派人到北平，将“海燕”社的主要成员一批一批地接到根据地。
晋察冀分局城委（城工部）为“海燕”成员们办了学习班。大家在这里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地下工作的专门技术。这些从沦陷区飞出来的“海燕”，在自由的天地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不少青年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学习结束后，不少同志又被派回北平从事地下工作。勇敢的“海燕”，将迎接更加猛烈的暴风雨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