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北平西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包括村庄千余个、人口约30万的根据地，这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在漫长而激烈的对敌斗争中，这个根据地的面积和边界时有变化。大体说来，它包括东南以平汉铁路、西北以平绥铁路为界的宛平、房山、涞水县境的大部，涿县、良乡、昌平、宣化、涿鹿、怀来、延庆以及蔚县的一部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这个敌后根据地是晋察冀北岳区东北的屏障。它面临早已沦亡的东北三省，身处“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军占领的热河、察哈尔和河北省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像一把尖刀直插华北日军的政治、军事中心北平、天津、张家口，严重威胁日本侵略军制造伪满、伪蒙和“大东亚圣战”的兵站基地。而斋堂川正是这个根据地的摇篮。
现在的北京市门头沟区西部山区有一条清水河，西起齐家庄，东于雁翅镇的青白口村汇入永定河。这清水河中段有一座斋堂古镇，辽代以后逐渐发展成北京西部边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们通常把以斋堂古镇为中心的清水河及其大小支流流经的800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称为斋堂川。
斋堂川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征战之地。远在明代万历年间，明朝统治者为阻止蒙古族部落南下进犯，调名将戚继光来这“京师咽喉之地”防守。距斋堂20余里的沿河城及其周围的十多座敌台，和东斋堂城及其周围的几座敌台，都是那时修筑的，成为闻名中外的万里长城的一部分。斋堂川又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在这里掀起过不小的声浪，农民反抗封建压迫更是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的星火又很快在这里燃烧起来。
早在1924年，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从那时起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十几年间，共产党人崔显芳、贾汇川、马健民、魏国元、赵曼卿、胡敬一等都曾在这里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1933年，还正式成立了中共宛平县委。虽然在反动统治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不可避免地遭受过挫折失败，但共产党人播撒下的火种已是无法扑灭的了！
1937年春的一天，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一个出生不久的小孩，大摇大摆地走出戒备森严的西直门，径直向西走去。这就是出狱后在北平市委农委工作的魏国元及其夫人和小孩。他回到青白口后，按照市委指示，很快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抗日工作也搞得很有起色。“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卫立煌部为增援南口抗战，于8月来到斋堂川。不料受到日军阻击，双方在髽髻山一带一连打了二十多天的拉锯战。这期间，魏国元适时发动斋堂川及战场周围地区的党员和群众抬担架、筹军需、送给养，积极支援前线，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惜的是，这时南口被日军攻破，卫部失去增援目标，不得不回师南撤。
1937年10月的一天，佩带红蓝两色臂章的大队人马开进了斋堂川。当地百姓不知这支队伍的名称和来历，于是就根据他们臂章的颜色称之为“红蓝箍”。原来这支队伍名叫国民抗日军，是由中共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组织领导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奇袭德胜门外第二监狱，黑山扈战斗大捷，使这支队伍声震京城，也使日寇十分头痛。于是，敌人经过周密准备，于10月初对这支队伍展开合围“扫荡”。为避开敌人，队伍很快开进昌平山区。经过焦若愚与宛平党组织领导人魏国元联系，并与斋堂川地方实力人物谭天元代表谈判，队伍才浩浩荡荡开进斋堂川。由于地方党的推动，斋堂川群众公开欢迎这支抗日队伍的到来。部队到达驻地后，立即进行讲演、唱歌、演剧等各种文艺宣传活动，军民联欢的热闹场面时时可见。这期间，队伍中有个叫史进前的青年，他和西斋堂村史梦兰、杜存训等几个小学教员很谈得来，经常一起谈论抗战形势。史进前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是要有个组织，有了组织才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就能干成大事业。史进前还和大家谈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个组织，详细讲了它的性质和任务。在史进前的启发和诱导下，斋堂川的民先队很快组织起来，并共推杜存训为负责人。民先队积极参加了各项抗日宣传活动。
11月中旬，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人出北平城经门头沟向西走，在王平村一带被当地地主武装头子抓住，并严刑拷问。魏国元听说后，凭其声望和影响，立即派人把他们营救出来，接到青白口。原来他们是遵照北方局的指示，事先与魏国元联系好，撤离北平到青白口一带开展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农委书记刘杰及李光汉等人。他们到这儿不几天，北平市委先前派往八路军总部联络的胡敬一带着吴伟、赖富等12名老红军也来到青白口。几股力量汇合后，成立了以刘杰为首的宛平中心县委（平西地方工作委员会）、以魏国元为首的半政权性质的宛平县抗日自卫会和以吴伟为首的平西游击支队。不久，北方局刘少奇、彭真又派苏梅等前来，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编成若干工作组分赴斋堂川的沟南沟北、现属房山的史家营、金鸡台、大安山一带，以及大村、田庄等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抗日救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期间，党的组织也有一定发展，抗日战争时期长期担任县委领导的杜存训、史梦兰、宋恩庆都是这个时期发展的。
1938年3月上旬，一支抗日队伍从河北省西部涞源出发，出紫荆关沿长城东北行进，经涞水县的板城、涿县的野三坡（当时归涿县管辖）进入平西斋堂川。这就是斋堂川家喻户晓的八路军邓华支队。这支队伍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奉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为准备挺进冀东，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来平西建立前进阵地的。邓华支队司令部就设在西斋堂村的聂家大院。
邓华支队在斋堂川安营扎寨后，很快在东斋堂建立了平西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一宛平县政府。魏国元出任第一任县长。接着以斋堂川为基地向周围地区发展。邓支队第一营在西北连克涿鹿的矾山堡、蔚县的桃花堡和涞水的金水口等敌人据点，二营开到房山坨里车站附近，十几名警察携械投诚，一举摧毁了维持会。于是又在紫石口建立了房涞涿联合县政府，在谢家堡建立了宣涿怀联合县政府。与此同时在斋堂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平西地方委员会，发展了一批党员。接着各县又先后建立县委或工委。至此，平西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4月，为扩大政治影响，团结教育沦陷区人民，邓华支队又连克被日寇占领的门头沟东矿和昌平境内的高崖口、南口。4月下旬，由国民抗日军改编的八路军第五支队又再次进抵斋堂川。不久，配合邓支队一举平息了“大村事变”。5月13日，五支队连克昌平城和阳坊。同月，八路军宋时轮支队来到斋堂川与邓华支队汇合，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平西根据地。
5月底，由邓宋支队组成的四纵队从斋堂出发挺进冀东。五支队接防后，又做了大量发展和巩固以斋堂川为中心的平西根据地的工作。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给日寇以严重打击，晋察冀军区统一组织各分区向平汉、平绥等铁路线进行破击战。五支队三营于7月6日从斋堂、青白口出发，拂晓到达石景山，向发电厂发起进攻，使北平城陷于一片黑暗中。不料早有野心的五支队司令赵同在这时逃到永定河北，勾结地主武装拉起一支队伍，自称“华北游击军总司令”。致使五支队人心波动。7月下旬，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接到聂荣臻司令员急电，命令他急速率队前往斋堂协助整编五支队。杨成武立刻率两个营的兵力从涞源出发，星夜兼程北上斋堂。到斋堂后，杨成武与五支队领导人高鹏、纪亭榭等一起对五支队进行了整顿，并应五支队请求，于8月8日，与一分区三团三营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三团，隶属一分区。随后，杨成武随三团在妙峰山、潭柘寺一带活动，继续巩固整顿成果。
这年9月，日军集中华北日军三个师团和铃木师团及伪蒙疆军一部，总计四万多人，向晋察冀边区大举进攻。为保卫边区，聂司令员令杨成武火速增援阜平，平西各县地方干部也大都随队撤离，根据地到了危急关头。此时涿鹿矾山堡、蔚县桃花堡等地日军分四路围攻斋堂川。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汉奸谭锡田等打着白旗投敌，在斋堂成立起维持会，对抗日百姓大施淫威。平西人民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一支部队从永定河北的大村出发，急匆匆地直奔斋堂而来。这是冀东暴动后撤回平西的四纵队先遣队。先遣队在王树梅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斋堂维持会。10月26日，邓华率队回到斋堂。根据上级指示，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及姚依林等也随主力部队从冀东撤到平西。他们坐阵斋堂，指挥部队频繁战斗，很快恢复了斋堂川的所有主要村镇，重新打开了局面。接着，他们又坐镇斋堂川指挥部队向桃花堡、谢家堡、矾山堡、永定河北等地集结并派出小部队向各方活动。每到一地即着手肃清汉奸组织，恢复地方党政工作。宛平县政府、房良县政府先后很快成立，两县委也随即恢复。之后，开办各级基层干部训练班，逐步建立各级政权和群众组织，平西革命根据地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
为在冀热察广大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1938年11月25日，党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同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政工作。奉党中央之命，萧克于1939年1月抵平西斋堂川，与马辉之、宋时轮、邓华、姚依林等商量着手进行各项工作。不久，即在清水召开了宋邓两支队大队以上及地方县级干部会议。会上由萧克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安排部署了今后工作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宣告成立了以萧克、马辉之、伍晋南、宋时轮、邓华等五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以萧克为司令员的挺进军和以马辉之为书记的区党委。清水会议刚结束，日伪从永定河北和房山、良乡两个方向进攻的消息传来，于是党政军机关移驻三坡区山南村等地。1939年下半年冀热察党政军领导机关再次迁入斋堂川，以萧克为首的挺进军司令部就驻在离斋堂只有八里路的马栏村，以马辉之为首的区党委设在离斋堂不过7里地的大三里。从此，冀热察党政军领导又坐镇斋堂川，实现着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坚持冀东游击战争、开辟平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以斋堂川为中心的平西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平西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注意。1939年2月至6月及1940年3月，日本侵略军先后发动了四次以斋堂川为主要目标的合围“扫荡”。每次均以遭我痛击后狼狈逃出根据地而告终。1940年后，平西主力部队先后去支援平北、冀东以至雁北及冀中。10月，日军乘隙向根据地大举进攻，斋堂川被敌占领。在80里长川及其附近要地，日伪修筑了几十个据点和岗楼，对人民实行着极其残酷的统治。以至于1942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平西乃至晋察冀边区、敌一次烧死我42名老幼同胞的“王家山惨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斋堂川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迫使日伪自1944年上半年起开始撤退斋堂川边远地区的据点和岗楼。自1944年11月17日起，平西抗日军民进行的历时135天围困日伪在斋堂川主要据点的战斗，更使敌人处于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境地。当日伪烧毁最后的据点和岗楼企图逃跑时，一场军民痛歼逃跑之敌的战斗于1945年4月2日在距东斋堂村只有一里多地的王家河滩展开。两个小时后，几十具日军尸体留在了王家河滩，侥幸活命者狼狈逃窜。至此斋堂川彻底解放了。
斋堂川的解放，揭开了平西抗日军民向日伪军大反攻的序幕。不久，平西党政军领导机关重回斋堂川，领导平西军民向盘踞在平西的日伪军发起最后的进攻，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北京剧社成立于1938年5月沦陷时期的北平，它是一个民间艺术团体，其成员大多是具有爱国思想、爱好艺术的知识青年。他们不断地受到中共北平地下党的关怀和指导，并最终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他们抵制敌人的利诱，坚持演严肃话剧，正像一只在黑暗中燃烧着的红烛，闪闪发光。
一、坚持演严肃话剧
北京剧社对外标榜是“学术团体”，强调“为艺术而艺术”。据此规定的社纲是“忠实于艺术”，即搞严肃的戏剧，不搞低级庸俗的戏剧；从事戏剧活动不是为了个人名利，更不能借戏剧艺术形式渗进反动的毒素去卖国求荣。在上演的剧目上力求选择文学性、艺术性、哲理性较高的作品，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排练，力求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北京剧社从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七年中共演出了大、小型话剧14个，社会演出20余场。其中有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和独幕剧《正在想》；法国文学名剧《缓期还债》（又名《天罗地网》）；根据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的《生财有道》和小仲马的《茶花女》；德国席勒的《恋爱与阴谋》；李健吾的《云彩霞》、田汉的《湖上的悲剧》、魏亍潜的《钗头凤》、魏如晦的《群莺乱飞》、林柯的《沉渊》以及佚名者的《都会流行症》等等。这些戏剧的演出，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此外，排练后被日伪当局禁演的还有俄国果戈里的《钦差大臣》。
二、宣传抗日和抵制敌人利诱的几个片断
早在1941年演《原野》（由具有爱国思想的魏石凡导演）时，社员阎麓彬（苏曼）在舞台的布景铁路旁矗立着的“哩石”（里程碑）上，写上了“918”字样，寓意不忘亡国恨、纪念“九一八”东北沦陷。当伪警察来找麻烦时，演员们都气愤异常，魏石凡当即请演出人员在《原野》的剧本上签名留念，他自己也在上面写下了“可悲的一页！”这个纪念册，陆柏年（陆续）在 1943年临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前交给了徐锋（吉婧湘），叮嘱她妥为保存，可惜后因徐锋也去了根据地，就被家人遗失了。
抗战时期，在被日寇蹂躏的国土上，剧社想要保持政治上的清白，走职业化的道路，是十分困难的。当时有些文人奴颜卑膝地去投靠日伪，达到了“财源茂盛”的目的，却丧失了国格和人格。北京剧社的社员们绝对不能这样做。1938年冬，魏石凡主持北京剧社社务时，经济上十分困难，好不容易排出了《雷雨》，当准备公演时，伪新民会北京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刘骧提出要把北京剧社搞成新民会的下属团体。这个汉奸说什么“你们剧社如果成了新民会的剧社，就有了靠山和经费，再也没有困难了”。当这个决定北剧前途命运的时刻，社员们得知伪新民会那个头头的阴谋，群情激愤，戏也排不下去了，许多社员都纷纷表示：“我们是搞艺术的，宁可不演戏，也不能跑到新民会去！”大家找到魏石凡说：我们做你的后盾，咱们一条心共同处理好这个问题。魏听了大家的话，故意把事情拖了下来，使《雷雨》清清白白地演出了。不久那个姓刘的汉奸也因目标转移，北剧没有被新民会抓过去。此外，在这一事件过程中马进（马君青）、沈超（王抱素）和刘祎还做了另一手准备：成立了新的“人人剧团”，以备一旦敌人的阴谋得逞，他们就把北京剧社的社员们拉出去。
1942年演出《群莺乱飞》后，一个自称是戏剧博士的日本人河合信雄，称赞了北剧人的精采表演，并提出要北剧同他合作，演出他所编写的“中日亲善”的戏，刘祎、陆柏年推脱说北剧是业余剧团，戏一散人就走了，拒绝了他。
又有一次，是在1944年3月间，“华北映画”（即电影制片厂）请北京剧社全体去参观。一到那里，就见钻出了两三个人，拿着照像机对着大家一个个地反复拍照。大家一问才明白他们是为了拍一部反映“中日提携”的影片而选演员，于是社员们按耐不住愤怒的情绪，匆匆参观一下就走开了。
三、中共北平地下党员在北剧的活动和影响
北京剧社始终是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它的成员之所以能够只献身艺术而毫无索取地参加演出，能够坚定不移地搞严肃艺术，这和他们在政治上保持民族气节、追求进步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从思想上指导他们行动的主线。这一主线就像接力赛似的，由他们的核心骨干社长、主持人你传我、我传他地传了下来。他们不断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和觉悟。
在北剧不断接替的骨干中，有许多是爱国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如创始人中的马进、王抱素早在抗战前学生时代就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北平沦陷后又都曾被日寇逮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王抱素后来找到了地下党，从事秘密工作。王珏（王一达）和韩冰在北剧首演《天罗地网》后一同找到关系，经广州转西安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入鲁艺成为戏剧专家。刘祎自幼受进步教师影响，热爱戏剧，“七七”事变以后曾参加山东第五抗敌演剧队，巡回演出于胶东一带县乡，后因被派赴烟台取演剧器材时，因烟台沦陷而失掉与演剧队的联系，随老母到北平投靠亲友谋生，考入北京剧社。陈琰和她的姐姐陈琪，“一二九”运动后都参加了“民先”，陈琰曾任北平学联执委，由于她的出色表演艺术，曾担任《茶花女》中的主角。她很活跃，积极主动地联系群众。北剧的顾问朱肇洛（北大文学院教授）经常叮嘱社长刘祎：“千万不要上贼船，要保持民族气节”。北剧的成员苏荫轩是刘祎的密友，他是冀东抗日根据地派到北平的地下工作者，经常给刘讲抗战形势，鼓励刘掌握好方向、把稳舵。此外还有两人以伪职和朝鲜人的身份掩护了北京剧社。一是北剧顾问邢振铎，他在抗战前留学日本时期，曾将《雷雨》剧本译成日文，又同陈叔亮一同演出了《雷雨》。北平沦陷时他先后在伪华北劳工协会和伪华北合作事业总会事业局任职时，关心北剧的活动并给以经济资助，演出《云彩霞》时他还担任了舞台监督。由于他的日伪官吏身份，使敌人误以为北剧是以日伪为后台的，从而掩护了剧社的活动。其实邢是共产党员，后因其日籍妻子告密，被捕牺牲。另一位对北京剧社活动给以同情和支持的是朝鲜友人林一雄。他的公开身份是药商，但喜爱戏剧文学，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并和日本左翼戏剧家秋田雨雀有联系。每当敌伪特务来剧社叮梢、窥探时，林就装做日本人，用日本话说剧社是他的“管界”，也掩护了北京剧社的活动。抗战胜利后林一雄通过解放区回到朝鲜平壤，这时我们才知道他是朝鲜共产党员。
政治上、艺术上以及物质上给北剧以大力支持的当属陈叔亮。陈是1939年为完成其他方面的任务而被中共派遣到北平的戏剧领域的活动。虽然和他的工作没有直接联系，可是由于他的两个妹妹陈琪、陈琰都在北剧，使他自然地了解了这里的一些情况，加上他对演剧早有历史渊源，无形中接触到了北剧的一些朋友。其中陆柏年、陆桐年兄弟与陈家是世交，就成了陆家的常客。另外常到陈家的还有张天璞（张真）、阎麓彬、贾肇和（贾克）、刘祎、董士祁等。他们不断地从陈叔亮那里接受抗日救国道理，提高了革命觉悟，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陆伯年和刘祎在伪华北劳工协会企划科兼任职员时，借机争取多值夜班，将偷出的情报资料交给陈叔亮。《云彩霞》的演出成功更是陈叔亮亲自指导帮助的结果，他的高、严、深的导演手法，为北剧排出了一出水平突出的好戏。在排练过程中，经过他的细心讲授，提高了大家对表演艺术的理解。戏里所需用的服装、大小道具，大部分是从陈家搬上舞台的，创作背景的费用也是他资助解决的。此外，他还给生活困难的刘祎不少帮助。
陈叔亮、陈琪、陈琰在1943年撤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后，同北剧保持联系的是张大中。张对北剧早有了解和关注，他领导的沈化中介绍北剧的徐锋参加了革命。徐锋在1943年夏天介绍当时北剧副社长陆柏年和杨潜（即苏凡）以及陈奇等去晋察冀根据地。陆柏年是清代末科状元陈宣忠之孙。他在临走前，反复叮嘱社长刘祎不要接受敌伪的经济资助，不演汉奸戏，以保持北京剧社的清白。他到晋察冀根据地被分配到军区画报社当记者。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画报社二十几位同志住宿的阜平柏崖村遭受日寇的突然袭击，他为掩护社长沙飞突围，被日军枪杀。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而壮烈地牺牲了。他被授予抗日革命烈士，1989年，在河北阜平矗立起纪念陆柏年等12位烈士的革命纪念碑。当陆柏年走后，张大中指示徐锋让他接替陆在北剧进行工作。张给他的任务是：一要使北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敌所用，决不演汉奸戏；二团结好刘祎，使他为党工作；三在北剧成员中扩大政治影响，宣传抗日救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此，徐锋经常向刘祎传达党的指示，了解、研究社内人员的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这就使得北剧同党的关系更加直接与密切了。1944年徐锋又介绍北剧社友董士祁参加革命。日本投降后，由于徐锋工作负担过重，张大中又派从晋察冀城工部学习回来的陈奇参加北京剧社接替徐锋的工作。不久，刘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