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城里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要说“三一八”惨案，必须从那年中国北方的政治风云说起。自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结成以两党合作为主体的革命统一战线以来，南方的广州革命政权——国民政府的声望日见远扬；北方虽然仍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控制下，但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积极进行争取团结冯玉祥将军及其国民军的工作，发动组织各界民众相继开展了促成国民会议、迎中山先生北上、声援“五卅”、关税自主、首都革命，以及反帝反奉系军阀等运动，同情支持国民军、希望南方早日北伐的民众日见增多。

这一大好形势，引起了日、英等帝国主义的恐惧，他们唆使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组成“讨赤联军”，唆使直系军阀与山东军阀张宗昌拼凑了“直鲁联军”，对国民军形成夹攻之势。

1926年2月，奉军和直鲁军多次向驻守天津等地的国民军发起进攻，均被击退。3月8日，大沽口外，时有奉鲁军舰混入外轮丛中，阴谋袭击国民军的炮台，国民军为了自卫，在海口安设了水雷，并向外国驻天津领事团提出外轮出入大沽口办法三条：外轮通过海口时，必须有一引水船为其前驱，引水船行近炮台时吹哨为号，向国民军示意；外船出入，必须挂本国国旗，不可淆乱；入口外轮中的华人经国民军检查后方许通过。

这本是中国主权范围以内的事，日本公使却以封锁海口违反“辛丑条约”为借口，四处活动。经其谋划，由荷兰公使欧登科出面，要求北洋政府命令国民军撤去水雷等防务设施。段祺瑞执政府在各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迫令国民军作出让步，撤去了大沽口的水雷。但是居心叵测的帝国主义者，对此并不满足，仍继续进行阴谋活动。

3月12日下午，有两艘日舰驶入大沽口，数艘奉舰尾随其后，驻守大沽炮台的国民军见此情况，即以旗语令其停止行进，日舰不予理睬，反而向炮台守军猛烈轰击。国民军伤亡十多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将日舰和尾随其后的奉舰逐出大沽口。

这场炮击战，本来罪责全在日方。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竟反咬一口，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并纠集“辛丑条约”签字国中的英、法、美、意、荷、比、西等八国公使于16日提出“最后通牒”，声言44小时内不答复，即采取必要手段。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的军舰，纷纷向大沽口集结，多达20余艘，进行威吓。

他们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各人民团体纷纷集会，演讲，发宣言，呼吁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反抗。

3月14日，北京各界民众召开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吁请“速筹抵抗之方法”。天津四万多市民举行紧急大会，通电全国抗议八国通牒，并决定大力开展抵制日货和英货的活动。

中共北京地委在北方区委的指示下，于16日下午举行紧急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刘伯庄主持，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陈乔年、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陈为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陈毅及王一飞、安体诚、邓洁、陈日新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参加。李大钊在会上强调指出：八国通牒，实质上是第二次八国联军入侵的先声；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发动各界民众行动起来，坚决同北洋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17日下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总工会等150多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8日召开国民大会，要求执政府严正驳复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不平等条约。会议推举李大钊、李石曾、顾孟余、徐谦、丁惟汾、陈启修、黄昌谷、蒋梦麟、于右任、林森，以及学生总会和总工会的代表13人为18日大会的主席团。会后，分为两队去执政府和外交部请愿。

一队近百人，由陈毅、陈日新率领，去执政府，要求面见段祺瑞。门卫说段祺瑞在吉兆胡同家中；要见总理贾德耀，又说贾总理不在；要见秘书长邓汉祥，回答可以，但只准几位代表进去。他们便推举陈毅、陈日新等四人为代表，进内请愿，其余门外等候。门卫将4人引进一客厅，又说邓秘书长正在开会，由一位科长代见。这时，大门外的士兵竟大打出手，用枪和木棍乱刺乱打，驱赶在门外等候的请愿群众，重伤6人，轻伤者不计其数。陈日新等4人得知后，无比气愤，要求严惩肇事者，并表示非见邓秘书长不可。直到深夜2时，秘书长邓汉祥才出来接谈。代表仍要求严驳八国通牒、取消辛丑条约、惩办伤人卫兵，邓假惺惺地答应说：人民的意见，政府当尽量接纳；卫队行凶打伤人，应该惩办；政府当派员抚慰受伤者。得此许诺后，大家即离去。

另一队约50人，由王一飞、安体诚率领，到外交部要求面见部长曾宗鉴，大家找遍大楼上下，未见曾的踪影。稍后，得知去国务院的一队遭到毒打，齐集大厅，一致表示见不到曾宗鉴就不退出。到晚9时多，曾才跚跚而来，对大家所提的要求含糊其词。大家要求见总理贾德耀申述意见。听说贾在净土寺家中，即离外交部前去贾宅，到时已是次日凌晨1时多。代表们提出惩办刺伤请愿群众之凶手，派代表到国民大会道歉，慰问受伤群众。贾一一应诺，大家离开贾宅时已是凌晨4时。

18日晨，天安门前面已搭起了一个主席台。台上悬挂“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的会标。会标下悬挂请愿代表杨伯伦受伤时的血衣，衣服上写着“段祺瑞铁蹄下之血”。主席台周围还张贴了许多写有“驳复列强最后通牒”、“废除辛丑条约”、“撤退外国兵舰”等标语。主席台前，树立着百余面大旗，迎风招展。整个会场庄严隆重。上午10时，北京各界民众两万多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到会的有徐谦、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黄昌谷、丁惟汾、学生总会和总工会代表共8人。大会主席徐谦首先讲话，他说：“帝国主义者现在已联合向我们进攻”，“我们全体民众，应该联合起来抵抗他们”；“现在列强的军舰云集大沽口外，以威吓我们，并准备进攻。我们不怕威吓，就是打到北京，我们也是不屈服的，只留下一个人，我们仍是要与侵略者作殊死战！”接着由顾孟余演讲，然后留日归国学生代表赵晋三、赴外交部请愿代表王一飞报告了昨天向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的经过。赵晋三声泪俱下，宣读了昨天请愿受伤代表杨伯伦的《致大会群众书》。杨伯伦说：“我为革命而死，死亦无憾，望大家继续努力！”当报告杨伯伦因伤势过重，恐有生命危险时，台下立即怒吼起来，齐呼：“严驳八国通牒！”“誓死不屈！”

会后，两千多人举行游行请愿。满腔怒火的青年学生，手执书有“驳复列强最后通牒”，“废除辛丑条约”等字样的小旗，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丧权辱国的政府”，“驱逐帝国主义公使出境”等口号，浩浩荡荡地涌向执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李大钊手执小旗，走在队伍中间，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总指挥，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赵世炎、组织部长陈乔年、共青团北方区委负责人肖子璋、杨善南和刘伯庄、安体诚、陈为人、陈毅、刘清杨等人也都参加了游行。有的担任各队指挥，有的负责联络。下午1时半到达执政府门前，这时铁狮子胡同内早已布下全副武装的士兵。游行请愿队伍到达后，推出5位代表携带国民大会的决议案，要求进执政府见贾德耀。门卫说贾不在院里，不许进内。请愿群众无比愤慨，齐呼：“打倒丧权辱国的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正当5位代表继续交涉之际，突然枪声大作，有人应声倒地，群众惊散，秩序大乱。这时，有中弹立毙者，有受伤后狂奔数步而倒下者，也有因避弹而卧地者，因力弱不胜拥挤而倒下者，向东西路口狂奔而逃离的人们闪躲不及即被绊倒，以至死者、伤者、跌倒者相互堆压数层。军警向人群射击三十多分钟，国务院门前、铁狮子胡同内，血花飞溅，陈尸累累，悲惨情景不忍目睹。造成了死46人，伤2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在这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协同行动。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不顾个人安危，奋斗在前。在“三一八”死难烈士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民党员16人。

许多共产党人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尊严，面对枪林弹雨，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指挥率领周围群众撤离险区。陈乔年胸部受了伤，由刘伯庄架扶着同群众一块撤出铁狮子胡同。李大钊头部和双手都受了伤，仍在关心着广大群众，后在共产党员刘绍峰等人的照顾下冲出军警的包围，又得到一位饭铺老板相助，才脱险回到家中。赵世炎、陈乔年、夏之栩等人脱险回到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后，不见李大钊，万分焦急，即派人四出寻找，得知他已安全回到家中，这才放下心来。

惨案发生后的当天晚上，李大钊不顾伤痛，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会，研究惨案善后事宜。接着又召开了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京地委联席会议，赵世炎向到会的各党团支部书记传达了北方区委的决议，部署了慰问受伤者，为死难者举行追悼会等工作。北京200余团体开联席会议，推举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7团体组成惨案善后委员会，负责办理善后事宜和筹备追悼会。北京学生总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通电全国各省区各地，请一致声讨段祺瑞执政府制造北京惨案的罪行；发表宣言，公告惨案真象；各校组织演讲队，进行宣传；慰问死者家属及受伤者。其通电中说：执政府前之大屠杀，“惨无人道，天人共愤，望全国同胞，奋起声援。”

段祺瑞执政府不顾人民的怒斥，竟又发出“通缉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50人，更加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20日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段祺瑞，肃清一切卖国军阀！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3月27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驱除段祺瑞及一切卖国军阀。在国共两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一场全国范围的讨段、声援北京惨案的民众运动迅速开展起来。4月20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段祺瑞被迫宣布下台，一场大规模的声讨段祺瑞的斗争，终于以段祺瑞的垮台而胜利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