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22日，晨光破晓，北平街头巷尾响起了卖报声：“《解放》报！请看《解放》报！”“共产党的报纸出版了！”这吆喝声立即吸引了一些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市民们。几千份报纸很快被争购一空。临时又增印了三千份，油墨未干也被一抢而光。这张小小的四开报纸，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公开发行的第一份报纸，它是根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共、美三方代表共同达成的新闻协议而创办的。《解放》报社社长徐特立，由于他未能到北平任职，钱俊瑞就任代理社长兼总编辑。《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同设在宣武门外方壶斋胡同9号。发行处在西四三道栅栏41号一所小四合院里。报社60多名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各解放区。承印《解放》报的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建立的立华印刷厂。
《解放》报将作为人民的喉舌，致力于和平、民主、团结，建立新中国的神圣事业。它向广大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介绍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景象。还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国民党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丑恶面目以及国统区人民生活的悲惨状况。
《解放》报以客观、公正的报道，鲜明的观点，吸引联系读者，做人民的忠诚喉舌，赢得了广大人民、尤其是平津人民的喜爱。但国民党当局却将它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它的出版和发行。
根据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协议，由国、共、美三方派代表，在北平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代表的正常活动，处处加以监督和限制；指使其爪牙千方百计地刁难或破坏中共代表团的正常工作，还雇佣地痞流氓冒充“难民”，到位于协和医院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搞所谓请愿活动。《解放》报创刊前夕，2月20日上午11点钟左右，突然有一个自称为“河北难民请愿团”，集众千余人，在东四牌楼一带举行反共游行，高呼“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反动口号。时至下午2点钟，由少数特务分子纠集这批所谓“难民”包围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守门的国民党卫兵，故意放纵“难民”的越轨行动，使他们闯入院内。这帮家伙要求中共代表叶剑英接见。此时叶剑英正与美方代表饶伯逊商谈工作。闻讯后，叶剑英便神态自若地步出屋门，与其为首者一一握手，表示希望他们把要求解决的问题全部提出，以便交十八集团军驻平办事处合理解决。一些被蛊惑而来不明真相的群众，见到叶剑英平易近人，言之成理，就自动出来维持秩序。但仍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强行闯入中共代表团办公室，肆意威胁谩骂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直至下午6点钟，他们才扬长而去。
《解放》报对这一事件立即进行了报道，对滞留在平、津一带的“难民”，进行了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戳穿了国民党政府利用“难民”制造事端、扰乱军调部工作、从而破坏停战协议的阴谋。国民党当局见阴谋败露，对《解放》报一针见血的评论十分嫉恨，就开始阻止《解放》报的发行。国民党北平当局派特务殴打报童，撕毁报纸，还找借口拘押经售《解放》报书店的经理，并以北平市印刷同业公会的名义，强令各印刷厂不准承印《解放》报，妄图把这新生的婴儿扼死于襁褓之中。但这些卑鄙的伎俩都未能奏效，《解放》报发行量却一跃而居于平津各报之首。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指使特务投递匿名信威胁报社人员，甚至在信中夹进子弹进行恫吓，还扬言要捣毁报社。报社人员不予理睬，泰然处之。他们见威胁恫吓仍然无效，于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又开始了。
4月3日凌晨3点钟，一阵急促的电铃声把《解放》报社的工作人员从酣睡中惊醒，北平警备司令部和北平警察总局派军警宪特200余人，武装包围了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他们爬上民房，以两挺机枪对准门口，然后由便衣特务胁迫甲长叩门。大门开后，武装军警蜂涌而入，窜入各办公室，以查户口为名到处搜索，在卧室内翻箱倒柜，又对全体工作人员无理搜身，但却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物品。这帮家伙一无所获，只好悻悻而退。但他们仍不甘心，天色微明时，百余名军警再次闯入院内，以报社一部分工作人员“登记户口未竣”为借口，先将电话把持住，切断报社与外界联系，接着把钱社长和马秘书强行押解到北平警察局外二分局。随后，武装军警宪兵砸碎了报社的门窗玻璃，捣毁了一部分办公用品，最后将副总编辑姜君辰、编辑主任杨庚等27人也都绑架押往北平市警察局外二分局。
与此同时，《解放》报发行处也遭到搜查，军警宪特穷凶极恶地殴打工作人员，致使数人受伤。最后除炊事员、门房传达员、通讯员外，发行处11人被捆绑着押往北平警察局内四分局关押。
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平办事处也未能幸免于难。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滕代远将军的秘书李新，晋察冀贸易公司经理李耕涛，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市商会会长刘鸿达等5人一并被捕，北在平市警察局内二分局关押。
钱俊瑞、李新等45人被捕后，身陷囹圄仍坚持斗争。钱俊瑞在囚室中奋笔疾书，写了《我们被捕了》的短文，刊载在《解放》报上，呼吁各界声援。李新等人拒写“愧悔书”，并向被关押的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当局迫害中共在平工作人员，传讯经北平行营特邀来平洽谈贸易的商人。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讲，使被拘押的群众无不投以同情、钦佩的目光。
“四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代表叶剑英立即向国民党北平行营、第11战区长官部、北平市政府、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代表郑介民、美国代表饶伯逊等分别递交了抗议备忘录。国民党当局自知理亏，诡称误会。3日上午10点钟，只得把十八集团军驻平办事处李新等5人释放。
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的严重罪行，中共代表团在北京饭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当日晚7点，北京饭店灯火辉煌，宾客盈门。《大公报》驻平著名女记者子冈等30余名中外记者应邀参加了招待会。会议由滕代远将军主持。他首先讲述了《解放》报社、新华社北平分社和十八集团军驻平办事处遭到国民党军警宪特非法搜查，45人被逮捕的经过。接着由《解放》报社女记者范元甄和刚被释放的李新详细地讲述了“四三”事件的经过。他们以铁的事实，痛斥国民党政府蓄意破坏和平谈判的可耻行径。
为了营救被捕人员，4月6日下午叶剑英和国民党北平警察局长陈焯同正被拘押的钱社长见了面。交谈一开始，陈焯百般抵赖，叶剑英、钱俊瑞据理驳斥，最后迫使陈焯当面赔礼道歉，释放全部被捕人员。他还假惺惺地承诺，今后对《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将与其它新闻单位一视同仁。并答应将被打伤的张鸿烈送到医院治疗。
晚上7点钟过后，钱俊瑞带领大家登上中共代表团派来的汽车，途经正阳门大街、长安街返回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沿途他们高呼：“正义必然胜利！”“反对非法逮捕！”“保障人身自由！”“取消特务机关！”马路两旁围观的市民们拍手称快，像是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他们到达翠明庄后，八路军卫兵向战友们持枪敬礼。在门口列队欢迎的同志们，一齐拥上前去，与胜利归来的同志紧紧握手、拥抱，表示慰问。几位“小八路”点燃了鞭炮，庆贺这场斗争的胜利。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自以为内战部署基本就绪，准备挑起全国内战，就迫不急待地撕下了和平的伪装。为了窒息人民正义的声音，1946年5月29日，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奉国民党中央电令，查封北平77家报纸、杂志和通讯社。《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首当其冲，当日晚8点就被查封。《解放》报社和新华社北平分社的工作人员都陆续返回了解放区延安和张家口，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结束了在北平三个多月的战斗生活。
《解放》报在北平共出版了37期，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一盏和平民主灯塔之一。它给故都北平带来了盎然生机，使一些持国民党为“正统”的市民们明辨了是非，使苦闷徬徨中的进步青年和学生看到了希望，找到了真理，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报虽然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但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在长期继续燃烧着。
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会议规定，为了控制和包办国民大会，在国统区各地操纵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强行推行“公民宣誓”。当时北平市60名国大代表候选人是由市政府社会局召集16个区的区长开会派定的。至于选民，北平当局只发了5000份“国民身份证”做样子，这一无视人民权利、公然以伪选代替民选的做法，遭到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普遍反对，甚至国民党的一些报纸也撰文抨击。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各界群众开始了反伪选斗争。
4月21日下午，中共党员联合一些进步人士召开北平国大代表选举问题演讲会，目的是揭破国民党伪选的阴谋，捍卫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切身利益。五千多名大中学生、职业青年和市民陆续到达中山公园音乐堂。两点整，大会准时进行。当大会执委走上主席台，宣布大会开始时，会场顿时爆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不久，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和打手们开始制造混乱，狂呼乱叫，从会场两侧向场内投掷鸡蛋、石子和砖头。正在讲演的朝阳大学陈瑾昆教授被石块击中眼眶，顿时鲜血直流。他愤怒地斥责：你们这帮特务流氓，真不要脸，你们给国家丢脸！趁工作人员援救陈教授之际，疯狂的特务们乘机跳上主席台，撕破会标，扯掉“国旗”和孙中山像，摔坏桌椅，特务们手持木器、铁器，大打出手。
中山公园音乐堂流血事件发生后，震惊了北平各阶层人民，也引起了全国各地人民的强烈关注。而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和《华北日报》却颠倒黑白，把特务行凶说成是“双方争夺，形成殴斗”。针对国民党当局的造谣，大会组织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当局纵容特务有组织、有计划破坏群众集会的暴行。还编辑出版了《四二一音乐堂血案专刊》，迅速发往全国各地。1946年4月23日，北平《解放》报发表社论，抗议国民党制造的中山公园流血事件。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等，都以《较场口事件在北平重演》等标题刊登报道，发表了抗议。郭沫若、沈君儒、李公朴、田汉、邓初民等66名各界著名人士联名在重庆发表声明：要求保障人权，严惩凶手，解散特务组织。这些正义行动，推动了北平反伪选斗争的继续发展，迫使国民党的所谓“国大”延期召开。
来源：《学运工运 再起波澜――北平开辟反蒋第二条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