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济难会成立不久，1925年11月，北方区党、团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积极筹备组织中国济难会北京分会。并指示要经过我党的工作，使“我们的主张在每一团体中都能发生一种影响，去引导群众。”^①在北方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1925年底，中国济难会北京分会成立。它一成立，即协助党组织，积极开展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掩护奉系军阀炮击天津大沽口，进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事后又联合英美等八国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消息传来，激起了北京市民的极大愤慨。3月16日晚，国民党北京市执行委员会（左派）联合北京市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北京济难会等团体共同签名，登报发启，在第二天下午召开了有150个团体参加的联席会议，组织了17日和18日的游行示威。“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北京济难会、国民党北京市执行委员会、国际工人后援会、国民新报社、广东外交代表团、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工会七团体立即组成了“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专办惨案的善后事宜。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北京济难会做了细致的调查工作，用准确的数字，把遇难的人数和情况公布出去：“死者四十七人，伤者百三十人，失踪者四十人。”这个调查成为北京学生代表律师潘大道向检察厅提出控告的依据。北京济难会在惨案发生的当天，发表《为段祺瑞惨杀民众宣言》，严正指出“敝会认此种空前惨杀，为段祺瑞见好帝国主义之故智。此端一开，吾国人民将无噍类。……敝会谨以此空前未有，世界仅闻之惨状，敬告国民，并要求全体国民对此严重万分之屠杀者，加以注意，速起而反抗此种强暴行为！”^②北京济难会还组织各校、各界召开死难烈士追悼大会，运用各种形式控诉军阀政府的暴行，并表示：死亡及受伤者家属，如有不能维持生活者，济难会当设法抚恤。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南北军阀遥相呼应，竞相向共产党人开刀。4月底，李大钊、范鸿劫、谢伯俞、谭祖光、杨景山等20名革命者被敌人残杀。从10月18日至25日，党的北方局、军事委员会、北京市委、青年团和工会机关均遭破坏，30多人被捕，王荷波等18人被害。据统计，从1927年10月到这一年年底，前后被捕、牺牲的同志竟达六七百人之多。针对这种情况，北京市委指示，在揭露国民党叛变革命的真相，致力于工农运动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克服冒险情绪，学会秘密工作的方法，并“应迅速的调查被难家属及住址，帮助济难特派员，迅速救济。入狱人数宜应确实调查，按时救济。”^③但此时的北京济难会由于反动派的破坏，领导机构尚未健全，个别系统和学校的济难工作也做得不好。这种状况的存在，十分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

1929年初，刘少奇同志到北方来巡视工作，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市委制定了《北京工作计划》。其中对济难会的工作专门做了安排，要求“纠正党过去将济难会视为党的救济部的错误观念，必须帮助济难会的党团发展济难会的群众组织和扩大济难会的宣传工作”，“目前须立刻将济难会的党团成立起来，整顿济难会的工作”。北方党的机关刊物《出路》也发表文章，明确了济难会的性质、任务和救济方针，说明“济难会不是什么慈善团体，也非党的救济机关，它是革命群众及其同情者，为了实行革命的互济并辅助革命斗争的发展的一个组织，具体地说，济难会的工作，一面是用物质及精神的援助，去鼓舞安慰被捕的伙伴及其家属，一面打入广大的群众中，唤起对革命的同情，促进其革命的觉悟，引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④自此顺直（包括北京市）的济难工作有了一定的改善，并在这一年年底派代表参加了革命互济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1930年6月，顺直省革命互济会的会员已达到了4258人。

1930年9月，北平党组织派杨秀怡、马季刚到上海参加全国互济总会举办的训练班。训练班为期一周，由潘梓年等同志讲课，训练班上介绍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苏区的发展，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和残忍，学习了互济会的工作方针、纲领和从事秘密工作的方法。训练班结束后，带回了互济会的组织大纲、宣传大纲等文件。互济总会的指示和文件，指导和推动了北平互济会^⑤工作的开展。

注：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教济问题议决案》，1925年9月。

①《北方区宣传部十、十一月份工作综合报告》，原件存北京档案馆。

②《京报》，1926年3月22日。

③《北京工作方针》，1928年11月。

④《济难会的救济工作》，1929年2月7日。

⑤北平革命互济会的名称，在30年代曾有几次变化，为了行文方便，文中一律称北平革命互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