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1895－1928），又名马天安，字遹泉，号准台，绰号美髯公，是我国著名的回族革命烈士，五四运动时期著名的活动家，东北地区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同学和亲密战友。
1895年9月12日，马骏出生在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宁安市）一个富裕的回民家庭里。1903年入私塾读书，1912年升入吉林省一中，1915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学校，马骏结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青少年时期的马骏聪明好学，演讲能力出众，富有正义感和强烈的爱国意识，并曾在家乡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在南开学校，他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二十一条”的爱国活动。由于共同参加爱国斗争，马骏同周恩来、邓颖超由同学成为亲密的革命战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1919年，全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斗争中，马骏始终战斗在最前列。他曾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全国学联执委，同周恩来等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进步团体之一——“觉悟社”；他奔走呼号于津京各地，坚毅果敢、英勇无畏，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推动了津京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
内容来源：《马骏》，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马骏（1895—1928），回族，字遹泉，号准台，又名马天安，绰号美髯公。1895年9月12日，出生在吉林省宁安县城宁古塔（现属黑龙江省）的一个回族家庭里。家中有一兄一弟三个妹妹，马骏排行第二。母亲是个农村妇女，父亲马喜贵是个大字不识却颇有新思想和办事能力的农民。早年，马喜贵曾因摆弄机器受到当地绅士的申斥，后来，自己办了火磨坊（机器米面厂）。清末民初，马喜贵又在俗称东下洼子的宁古塔二百多户回民中，领头办起了清真两级学校。到了马骏懂事的时候，家境已经比较富裕，号称“元和盛”的马家烧锅，当时颇有名气。他在自己的生涯中，深感没有文化的苦处，为了生存竞争和不受排挤，马喜贵决心培养一个能继承家业的孩子，因此积极供养次子马骏上学读书。
马骏生逢中日甲午海战时期，中国遭遇屈辱之年。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战乱不已，腐败的清政府、地主买办阶级当权势力投降卖国，广大人民遭受空前奴役，中国面临被瓜分灭亡的现实危险。
马骏八岁时，入私塾读书，后入清真两级学校。少年时代的马骏聪颖好学，谈吐流利，功课极好，很受师生的钟爱。清真两级学校校长初兆声是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他经常给学生们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马骏的家乡宁安地临海参崴，靠近中东铁路，常有俄人出入，所以马骏从小就能说些俄语，他常送乡亲们去搭乘俄人管理的火车，经常出没在铁路沿线，从而较早地接触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他又从自身的家世和农民的贫困状况中，看到了民族的不幸，目睹了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和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国家的灾难，民族的屈辱。所有这一切，都在马骏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少年时期的马骏，性情爽直，勇敢热情，诚恳朴素，好打抱不平，并富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一系列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终于使他成为叛逆旧世道、冲破黑暗的雄鹰。
内容来源：《回族杰出革命家》，罗力
图片来源：《马骏》，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12年，马骏离开家乡去省城吉林一中读书。翌年，他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在宁安参加并领导了有名的抵制日货斗争，他把日本货套在狗脖子上以示反抗，利用乡民围观的机会进行讲演，还组织演出了话剧《一片爱国心》，以形象生动的剧情和激昂慷慨的语言宣传，号召人民起来反帝爱国，抵制日货。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出了马骏的讲演天才和组织才能。
马骏于1915年夏天考入我国北方著名的天津私立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是当时有名的教育家，他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办学有新意，教育思想颇为解放，学生追求进步，思想比较活跃。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下，更有利于爱国青年的成长。
在这段中学学习期间，马骏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干部，除了刻苦学好功课外，还积极参加和领导学校社团活动，这是他在天津从事革命斗争的起点，也为他在后来五四时期的反帝爱国斗争奠定了基础。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厮杀，无暇东顾之机，继它在山东的军事侵略之后，又于1月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把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面交给袁世凯，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自己称帝的支持，竟于5月9日，接受了除第五号以外的全部条款。国难当头，群众激愤，马骏和周恩来等同学奋起抗争，成为南开中学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
当时度假期间，马骏回到家乡，在清真两级学校、清真寺等处，召集群众宣讲“二十一条”的侵略实质，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他领着学生在街头巷尾高唱《勿忘国耻歌》，还穿上长袍马褂，亲自演了新剧《一念之差》，讽刺鞭答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很受宁安群众的欢迎。 马骏还在省立四中的毕业会上，作过题为《中国现代青年学生的出路》的讲演，把中国比作一只老绵羊，列强们都来宰割。反动政府把中国的土地一块一块地送给外国人，要想收回这些土地，就得人人爱国。青年学生读书求知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救中国，指出了青年为国为民挽救社会的责任。事隔几十年后，当年听过马骏演讲的人，回忆起来“仍感人声俱在，深受教育”。
马骏与周恩来相似，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不仅重视书本知识，而且关心时政，重视社会实践。那时，他们面对袁世凯妄图卖国称帝，国势日益衰败的景况，焦虑愤懑，起而痛斥袁世凯卖国求荣复辟帝制的卑劣行径是人格扫地到不足挂齿，痛感“吾为国耻，吾为民愧”！在全国一致的讨袁声中，马骏积极参加了以周恩来为会长的“敬业乐群会”开展的活动，发表演说，组织声讨，发动全校同学展开反袁斗争，迫使学校当局不得不摘掉以袁贼之名命题的“慰亭礼堂”的匾额，取得了反袁斗争的胜利。
马骏文笔与口才出众，是一名善于宣传、演讲的人才。1916年10月4日，南开学校举行演说比赛，马骏是二年级参加比赛的演说员之一，当时读四年级的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比赛。他们俩人志同道合，在学校的一系列活动中，在反帝爱国的共同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次演说比赛中，马骏的《如何人格方可谓之有价值》的演说，博得师生的一致好评，名列第二。10月16日，《南开校风》报以代论形式发表了马骏这篇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讲演稿。马骏在文章里满怀激情地写道：“吾辈少年，前途广大，欲成为何等人即可为何等人，当兹求学时代，勤勉修己，将来身入社会以救中国，身膺治人之责任，挽回大局，非异人任，愿与诸君共勉之。”当月他当选为南开学校演说会会长，任职后，更加积极开展演说活动。
1918年3月17日，《南开校风》报发表了马骏写的演说稿《我们的更大快乐》一文。文章写道：“我们的同志是要同心协力去救中国”，因此，要好好学习，“将来以此济国，国焉能不强，国已强啦，我们岂不更大快乐吗？”讲演稿充满着希望祖国早日富强的炽烈情感。马骏还在老师的率领下与周恩来、黄春谷等走上社会，用讲演教育人民群众，为启发同辈青年觉悟做了大量工作。马骏在一系列活动中，充分发挥其演说才能，甚至说“评书”，积极进行爱国宣传，他还参加过南开学校新剧团的活动。1918年1月，天津学界俱乐部开娱乐会，邀请南开新剧团演出《一元钱》，马千里、马骏、李福景等师生20人参加了演出。
这些社会活动，使马骏的演说和组织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使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为他在五四运动中和周恩来等一起率领群众投入爱国斗争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南开学校第十三次毕业班同学录中，有马骏身穿制服的半身像，下注：“马骏君，君性慷慨磊落，口才便捷，曾两任本校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他给南开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青少年时期的马骏，不仅有炽烈的反帝爱国热情，而且还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他曾在回族的“尔代节”时成立一个“节约会”，以马家“和盛”与入不抵出的前后变化，来说明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民族工业的存在和人民生存的不易，号召人民破旧立新，废除婚丧嫁娶中陈规陋俗。他结婚时，就采取了文明结婚的新仪式。马骏这种反封建礼教的行动，得到了周恩来的极力支持，马骏夫人杨秀蓉回忆说：“1919年我和马骏结婚，周恩来送给我们两个镜框，两条毛哔叽的被面。马骏还带来了老同学恩来的嘱咐，婚礼从简，破旧立新，不行大礼，不讲排场，废除宗教礼仪。我们都照着办了。”举行婚礼的那天，他们没有跪拜，只对证婚人、教长和男女来宾三鞠躬。马骏说：“清朝灭亡了，我们不再受气了，为什么这种不合理的制度还保留下来？跪拜礼是对我们人格的一种侮辱。现在的中华民国，许多制度都在改变，诸位也许不相信，将来整个世界也要变，社会也要变。”他还以古今服装变化为例，生动地论述了事物变化和人们习惯的形成得有一个适应过程。马骏的言行，使得有守旧思想的人目瞪口呆，而给同时代的青年人树立了移风易俗的榜样。
内容来源：《回族杰出革命家》，罗力
图片来源：《马骏》，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马骏是五四时期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当时曾和马骏共同战斗的邓颖超同志在1963年著文《回忆马骏烈士》，文中说： “在五四运动一开始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最前列，是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性格豪爽，工作干练，认真负责……在天津学生和各界民众几次示威游行中，他都是群众斗争的坚强的指挥者之一，他在天津的男女学生以至各界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被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如果哪里动员群众和工作遇到困难，只要马骏出现，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这段话正是对马骏同志的真实写照。
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于1919年5月5日传到天津，各校学生群情激昂，立即举行了示威游行。南开学校学生代表马骏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奔走呼号，鼓动学生起来斗争。次日，他到各校联络，与天津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官立中学的于方舟等人商讨建立“天津学生联合会”事宜。在马骏等人推动下，天津各校学生代表一千余人在北洋大学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5日7日，南开学校召开了“五七”国耻纪念大会，马骏在会上发表了沉痛的演说。他带领群众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等口号。5月14日天津十几所大中学校代表在直隶水产学校举行“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谌志笃当选为会长，马骏当选为副会长，兼执行部长。会后，天津学联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六项要求。5月18日谌志笃、马骏等组织学生演讲团到各戏院进行反帝爱国演说宣传。
5月22日，天津学生联合会领导中等以上学校举行总罢课，并打电报给北京当局，要求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罢免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印发传单、组织讲演队扩大宣传。
“六三”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参加了斗争，使五四爱国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6月3日至4日，北京发生了反动政府大肆逮捕讲演学生的事件。6月5日，上海工人首先起来支援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天津工人也行动起来。同日，天津学联致北京政府电，要求速释北京被捕学生，应允以前所提出的六条要求，“否则全国学生前赴后继，誓共生死”。接着又在南开广场召开数千人大会，马骏等登台发表演说，带领全体学生宣读了六项誓言：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会后，举行了示威请愿，他们冲破军警的阻拦，齐赴省公署请愿，要求省长曹锐致电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
6月8日下午1时，天津学生讲演团游行，来到总商会门口，马骏、谌志笃代表学生求见叶兰舫、卞月庭正副会长，提出两项要求：一是要求商界罢市；二是请津商自由捐助款项。叶会长应允明日召集各行董开会，转达并磋商学生意见。继而，马骏等又赴省长公署求见省长，质问曹锐为何派警兵把守学校，摧残教育，提出警兵速即撤退、言论自由、演讲自由等要求，省长被迫一一允诺（《民钟》1919年6月9日第二号）。当天晚上7时，当马骏等代表报告请愿结果时，全体学生掌声如雷，欢呼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
马骏热诚爱国，不惜流血牺牲，挽救国家危亡。6月9日，天津学联在河北公园召开规模空前的声援北京学生的公民大会，天津各界民众2万多人参加了会议。公园的中心亭子是中心会场，两侧的明柱子上贴着“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的大副对联。会议开始，马骏致辞指出：今日开会有两个目的：“一为要求商会罢市，电请政府严惩卖国贼，以平民愤；一为保护各省爱国学生，不得妄加蹂躏。倘政府无可靠保证，誓死不能开市、上课。”以配合全国的“三罢”斗争。大会选出马骏、谌志笃等7人到总商会敦促罢市。这时，天津总商会召开各行商董事全体会议，到会者600余人。他们请马骏讲话，马骏向他们宣布了公民大会的要求，务请商会立即作出罢市的决定，以便再向政府要求惩办卖国贼及保护学生。当讲到卖国贼断送国土、国权的罪行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与会者无不感动。会后，商会决定6月10日罢市。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获悉商界罢市消息后，亲自打电话给商会夏琴西威胁说：“如果你们罢市，我们警察全行撒岗。治安由你们负责。”马骏得知此消息后，立即召集学联紧急会议，决定出动童子军义务站岗，维持全市治安。6月10日，全市商店罢市。商会并致电北京政府：“栖息于津埠的劳动人民，不下数十万，已有不稳之象。”北京军阀政府闻讯急忙派直隶省长曹锐、总统府参议曾毓隽来到总商会，出示三道曹、陆、章的免职令，并说服商会不要罢市。商会竟不与绅、学、教各界代表商讨，就擅自决定6月11日一律开市。
6月11日上午8时，马骏获悉商会已发开市布告，非常气愤，当即与谌志笃带领五名学生代表到总商会质问。马骏气愤地说“学生罢课，商家罢市皆非个人私事，是为青岛问题；而青岛问题即为全国存亡问题……我津埠本属北京咽喉，此次一经罢市，适足促政府之猛醒。昨日政府代表来津并未通知学界，又未经公民大多数认可，竟贸然贴出布告一律开市，岂不有违众意？况贵会罢市所要求之两条，迄今并未办到乎？应继续罢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出席会议的多数人表示赞成，其中有一位董事张荫棠阴险地问道：“马先生，你是何处人？天津有否财产？”然后又讥讽地说：“莫怪马先生不知罢市商业损失太大，须知罢市一天所受损失何止千万。”马骏满腔怒火地痛斥说：“鄙人是吉林人，天津固无财产”，“现在外交紧迫，一发千钧，国家将亡，哪还能说到个人财产！我在天津虽无财产，但我有生命，情愿牺牲，以谢国人！”说到此，他以一瓷质灰罐用力猛击太阳穴，继而转身向会厅的明柱子撞去，幸而被商会牍长夏琴西当场抱住，然已血流如注，当场昏迷，被送往青年会急救。马骏不惜生命拯救国家危亡的爱国精神，使在座商董甚为感动。他们当场表决，如政府至6月11日12时前，不以明令发表惩办卖国贼及保护学生的措施，6月12日起仍继续罢市。商会会长叶兰舫鉴于马骏舍身救国，也当众宣誓，表示坚决罢市。消息传出，天津各家报纸，争相报道。《益世报》发表文章写道：“呜呼！如马骏者固不乏其人，然求如此魄力之长，精神之振，实不可多得。望志士以国家为前提，善保伟躬，勿负国人之希望也。”
马骏受伤住院的消息传到社会上，一些爱国商人和女界爱国人士深受感动，纷纷前往探望，不少人捐助调养费，以示敬意。但是马骏却将爱国人士胡子振先生、冯志坚女士捐赠的调养费转给了南开日刊社、民钟报社、女界爱国同志会。马骏爱国事迹在报刊上登出，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
1919年6月中旬，在京、津学联的倡议和推动下，“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马骏以“天津学联”全权代表名义赴沪参加全国学联工作。为使全国各团体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达到敦促政府不在“和约”上签字的目的，马骏奔走于京、津、沪之间，发动全国学生进行请愿斗争，在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他出众的指挥才能和献身精神。
鉴于巴黎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推选以马骏为首的代表团，其中有郭隆真、刘清扬等30余人赴京请愿。6月27日早晨，代表团会同北京代表共100多人，来到新华门前，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不肯接见。马骏代表学生宣称：“如果徐大总统一天不接见，我们的队伍就一天不解散，十天不接见，我们就在这里等候十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代表们不断高呼口号，“誓死保卫山东主权”，“一定要拒绝和约”，并印发一批传单，呼吁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新华门前的群众越聚越多，他们从清晨等到黄昏，又从黑夜等到天明。到28日晚上，徐世昌无可奈何，只好答应接见请愿代表。代表们由新华门前，被带进怀仁堂大厅里，围一张大桌子坐下，只留下北面的一个空位子，身后团团站着森严的警察。不一会儿，徐世昌摇把扇子，穿一身纺绸短褂阴沉沉地出来，在空位子上坐下，马骏沉着地指责徐世昌，说：“你身为大总统，就有责任保护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你必须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如果你接受了我们的请愿，全国学生和人民愿意作你的后盾，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否则，全国人民势必斗争到底！”“我们绝不允许肮脏的巴黎和约，把我国的山东主权转让给日本……尤其是所谓二十一条密约，必须否定……在国际会议上绝不能签订任何密约，以免丧权辱国……”
在全国人民和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工人的积极斗争下，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斗争取得了胜利。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产生的。在五四爱国运动的风雨博击中，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了宣传、组织、领导群众，急需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报纸。马骏等认为刚从日本归国的周恩来是最理想的报纸主编。
1917年，周恩来在十月革命胜利消息的鼓舞下，曾写下了“风雪残留忧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的诗句，赞颂这个革命，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密群科济世穷”而漂洋过海，东渡日本。“二十年华识真理，如今醒晚尚非迟。”他在日本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学说。1919年，樱花盛开的时节，他毅然弃学，“返国图他兴”，回到天津，投入了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当马骏热情地邀请和委托周恩来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时，他立即欣然答应。他说：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救国斗争；既然需要我编辑出刊《学联报》，我愿和大家共同努力。马骏和周恩来一起积极筹备创办天津学联日刊。当时，办报经费紧张，马骏和周恩来等便带头演新剧募捐筹款。1919年7月12日《南开日刊》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 （周恩来执笔）写道：“我们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讲演，一个是报纸。‘演讲、报纸’，全是表现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还规定：“本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在必须同联合会一致始终”，明确地把报纸看作推动群众运动，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有力武器。
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下简称学联报）胜利出版了。在每张报的通栏报头下面，用英文印着：“民主就是要民洽、民有、民享——我们的座右铭。”两旁印着两个醒目的口号：“本革新同革心的精神为主旨，本民主主义发表一切主张。”并特别强调了要“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供给现在正在求解放的中国”。该报起初每天发行四五千份，不但在天津广泛发行，并行销北京、上海、南京、保定及全国各地。它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声誉，人们争相购阅，天天销售一空，发行份数最多日销两万多份。
拒签和约不久的7月下旬，北洋军阀政府派遣安福系（是北洋军阀皖系段祺瑞的亲信、政客集团所组成）走狗马良充任济南镇守使，悍然宣布山东省全省戒严，解散爱国团体，大批逮捕和殴打爱国学生，残酷镇压群众爱国运动。周恩来、马骏等对此非常关切。1919年8月6日《学联报》在“特别记载”栏内，详细地报道了这次事件，周恩来还亲自写了时评《黑暗势力（一）》，号召各界群众奋力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内容来源：《回族杰出革命家》，罗力
图片来源：《马骏》，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马良逮捕学生、枪杀回教爱国人士的噩耗传来，马骏极为愤怒，痛斥“马良真是回族中的败类！”他联合回族青年刘清扬、郭隆真等一百多人，到天津最大的清真寺——清真北寺，集合阿訇回族民众，控诉马良的罪行，并就国家、民族、宗教等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使大家听了心悦诚服。当场摘掉了马良为该寺题写的“真主独一”的匾额。
8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为声援山东学生的革命行动，派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等十人为代表，汇合北京学生代表瞿秋白等十五人，于清晨齐聚总统府前请愿，要求惩办马良。经过一天的斗争，支持学生请愿的群众越来越多，但是，反动政府也开始了镇压。在太阳西坠的时候，军警和穿黑大褂的便衣，包围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晚，代表们被押到京师警察厅，送进了拘留所。
正当天津各界人民和天津学联焦急地等待着代表们请愿的情况时，长途电话里传来了代表们被捕的消息，马骏立刻抓住电话耳机，急得当场跳起来。这时，周恩来冷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好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经过马骏、周恩来等商量，准备组织队伍赴京营救被捕的代表们。同时，周恩来马上组织出版了《学联报》号外，声援北京的斗争。天津街头很快传出阵阵的叫喊声：“《学联报》号外！号外！”“同胞们！京津的请愿代表被捕了！我们要营救被捕代表们！”当时，反动政府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企图“杀一儆百”，扬言要全部枪杀这些代表，这就更激起了学生们的巨大愤怒和抗议！
天津沸腾了。群众愤怒声讨卖国政府，成百上千的人要求参加赴京请愿斗争。马骏深知这次责任之重，便亲自带领代表千余人再次赴京。他说：“倒要看看卖国政府的监狱里，能不能容得下这些人”。
8月26日，津、京各界代表集会研究第二次请愿，公推马骏为临时主席。会上，马骏慷慨陈词：“我辈今日二次请愿，须抱最初目的而行，至第一次被拒之同志等可以己死目之。”他的讲话博得大家热烈鼓掌。遂后，全体出发请愿。
当日，马骏被津、京等地学生代表公推为学生运动的总指挥，率领津、京、鲁和唐山、烟台等地请愿代表五千人，直逼总统府，在天安门前，展开了学生请愿大示威，要求释放被捕代表。马骏向大家表示：“要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准备牺牲一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他的号召下，学生的爱国热情倍增，京、津等地联合请愿的代表在西苑门、新华门、国务院三处请愿。马骏将四五千学生编成讲演大队进行演讲宣传，后包围总统府，求见总统，面陈学生要求。反动政府面对爱国学生，心惊胆战，如临大敌。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新华门前，道道防线，一片杀气；总统府内，四门紧闭，虎视眈眈。由于反动当局拒绝接见学生代表，几千名学生云集在新华门前不散，前来助威的市民也越来越多。反动军警开始镇压了，学生群众被赶到天安门金水桥一带。爱国学生斗志昂扬，分头演讲。顿时，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座、华表座等一切高台，都变成了人民爱国斗争的讲坛。这时，马骏在人丛中，高举手中的五色国旗问：“这是什么？！”众人答：“五色国旗！”马骏大声说：“不错，我们这次请愿正是为保全国家，使之能植立于世界之上……”他激昂地高喊：“同胞们！我们要誓死奋斗！不当亡国奴！”群众高呼：“绝不屈服！”“释放被捕代表！”“惩办卖国贼马良！”请愿斗争一直坚持了三天三夜，学生、群众始终情绪激昂。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声称要逮捕领导人马骏。群众见敌人要下毒手，立即有上百人拥护住马骏，想带着马骏闯出天安门外，也有人要与马骏换装，保护马骏不遭逮捕。军警“在天安门内循环三圈，亦未拿获马骏”，便恶狠狠地用皮鞭、枪托殴打学生，威逼大家交出马骏。大家为了掩护马骏，忍受着毒打，谁也不肯说出自己的领导人。马骏不忍心看着同学挨打，他挺身而出，站在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面前，手执国旗高呼：“国民万岁！”他怒目而视，高喊：“我就是马骏，你们不要打人！要逮，逮我好了！”他怒斥军警说：“诸君奉命而行，无故将吾人系缚，诸君以地位为重，国家为轻……唯事已至此。吾人生死不可知，请毕一辞以留别全国父老，吾人此次如被捕而死，死亦甘心尽愿。吾人死为国死，死为争国不亡而死，死后惟愿全国父老以及后之来者，万不可把国忘了，将来如得幸福如日，则吾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死亦瞑目于地下矣。吾人之死不为自私，不为名利，但愿全国同胞父母秉此牺牲之精神，永留光明之纪念于天壤已矣。吾人去矣！愿即以此留别我国同胞父母。”敌人扑了上来，当场将马骏逮捕。
“警察把马骏拉到天安门门洞，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要他宣布解散学生队伍。马骏泰然自若地对同学们说：“我们此次来，就是抱定牺牲决心的。我虽然被捕，不必恐惧；坚持斗争一定会胜利。”他面对荷枪的军警说：“逮我们十个，还有几百个、几千个。爱国者是逮捕不完的！”敌人又对学生们威胁说：“你们的队伍如果不解散，立刻枪毙马骏。”学生们坚决地说：“我们是马骏带队来的，如果不是马骏带队回去，我们一个也不走！”请愿团三百多人均遭逮捕。
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猝然率领群众赴京，营救被捕代表们。同时，还通过《学联报》系统地报道了请愿代表在北京跟北洋军阀政府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事迹，揭露反动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血腥镇压人民的罪行。消息传出，北京大学在校学生近千人，包围了警察厅，要求放出马骏，释放代表。各地爱国团体的抗议函电纷纷飞向北京，反动政府在全国汹涌澎湃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迫于8月30日、31日先后将马骏和被捕代表全部释放。
9月1日，《学联报》以整版篇幅，热情报道了天津各界人民欢迎代表归来的盛况。在题为《请愿代表之回津》的消息中，《第一次的欢迎》副题下报道说：“各界公民到车站欢迎的有五六千人。当时商会预备了各界欢迎代表的大旗四面，领着大家游行。代表在前，女界、学生界排队在后，公民随着走。经过的地方欢呼的声音和拍手的声音比雷还大，并且有许多人自由加入，越聚越多，到商会的时候，已经有数万人了……”在“第二次的欢迎”副题下报道说：“昨日下午8点钟，有救国十人团、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以及各界公民约万余人，结队齐至河北新站，欢迎第二次回津请愿代表。一路欢腾载道……火车抵站时，鼓掌欢呼之声远闻数里。9点钟，始结队而还。沿路观者如堵，途为之塞，不能急行，显示了爱国群众的威力。”
同日，《学联报》发表了《马骏口中的马骏》一文，详细地记述了马骏在北京请愿斗争中被捕和被捕后的情况，揭露了军阀政府的凶恶面目。通过这一斗争实践的教育，马骏的政治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郑重声明：“进狱以前的马骏是马骏同家人的马骏，出狱以后就是国人的马骏了。”这表明马骏已将自己的命运与群众——国人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马骏舍生忘死为国请命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他那身穿长衫，激昂演讲，五四运动中大闹天安门的光辉形象，便镌刻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家称颂他为“马天安”，周恩来也亲切地称他为“天安兄”。此后，“马天安”就成了马骏的又一个名字了。
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马骏等联合二十多名男女青年发起组织了著名的觉悟社，并编辑出版了刊物《觉悟》。觉悟社的诞生，标志了天津青年运动进入新阶段。
为促成“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实现全国人民大联合，天津各界联合会派代表马骏（当时已升入南开大学文科）、刘清扬、冯骥骏赴沪。上海“全国报界联合会”开会欢迎天津代表，希望他们将在京津活动的经过及到沪的计划介绍给全国舆论界。马骏讲了话，他指出：“刻下解决时局之法，只有国民自决之一道。但自觉当然应有系统之组织，此各界联合会之所以不可缓之……希望诸君之指导，不希望诸君之奖励。希望诸君勿存省界之观念，共同协作。”11月1日下午，中国公学开会欢迎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马骏报告了北京请愿的经过及南来的任务，以及对上海学界的希望。
上海各界人士对北上请愿代表横遭逮捕一事非常气愤，为此，于10月4日下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八千人集会讨论对付办法。马骏赞扬上海各界救国热情，表示自己以死救国的决心：“此身今日已非己有，誓当为国尽力，刀锯鼎镬皆无所谓”，并呼吁说：“北京政府对于请愿者如此蹂躏，足证并非国民有负于政府，实为政府自弃于国民。请愿既然无效，非我国民应宜自决，速组一民意机关而拯国难，其机关以各界联合会为最切当。”马骏的演说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大会通过了援助被捕代表的四项办法。10月24日，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刘清扬、马骏、冯骥骏、韩致祥等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敬告各团体书》，号召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成立能够表达自己意志的救亡机构。在天津各界联合会的推动下，11月1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发表成立宣言。马骏被选为全国各界联合会的评议部干事。
内容来源：《回族杰出革命家》，罗力
图片来源：《马骏》，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即派党员到东北地区工作。1922年2月，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马骏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他曾在哈尔滨利用《晨光报》开展活动，又和韩铁生等人组织“救国唤醒团”。“他是党派到吉林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来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他在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也是东北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是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为了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奔走宁安、吉林、哈尔滨、绥芬河、齐齐哈尔、白城、双城、长春、四平、牡丹江、海参崴等地。
1924年，国共合作，革命的统一战线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这样，孙中山曾派王秉谦、管涤之来东三省宣传他的主张和国民党的“国共合作”宣言。马骏受到很大鼓舞，为配合全国革命形势，曾在家乡宁安县领导乡民对汉奸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当时，宁安地痞孙彦卿、何兴甲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当地森林和镜泊湖瀑布，成立了“旭东伐木公司”和“富宁造船公司”。牌子刚刚挂出，就被马骏领导的乡民砸碎，并在宁安县戏园子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孙彦卿吓跑了，他们就狠狠地与何兴甲进行了斗争，满足了群众的要求，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从此，宁安县的汉奸、劣绅对马骏既怕又恨，便联合起来贿赂了一个姓温的县长，对他横加迫害。
1924年9月，马骏离开宁安来到省城吉林市，在私立毓文中学任教，该校是吉林籍南开学生仿照天津南开中学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被誉为“吉林的小南开”，曾吸引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来此活动。毓文中学是私立的学校，当时的反动当局控制得比较松一些，因而这里就成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又因这所学校和南开学校的关系密切，校长韩子扬就是马骏在南开时的前期同学，教导主任李光汉也是马骏的同学，这些关系都为他在此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马骏在毓文中学的活动可分为两个时期：1923年前，他作为毓文中学的校友常来逗留；1924年后，他作为毓文中学的教员，担任英文、数学课教师，兼作训育主任和舍监。马骏的职业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开展革命工作的掩护。他在毓文中学义务任教，不领薪水，后来只领饭费。他常从家里拿钱买书给大家看，组织秘密的读书会，还常带领毓文革命师生，登上风景秀丽的吉林龙潭山和吉林北山等处，借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之机，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畅谈国家大事，把鲁迅、李大钊等人及他们的著作介绍给大家，讲解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以及五四运动的情景等。这种“读书会”后来也流行到公立学校中去。马骏不仅把《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介绍给大家看，自己还亲自动手写书。当年毓文中学的书店就卖过他写的革命书籍——《狱中地》。针对当时军阀混战的现实，马骏还和同学同台演出了自编新剧《闺里月》。“可怜闺里月，常在汉家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句，取材唐诗，描写汉匈打仗时，出征人在战场上死去，老母和妻儿在家中仍思念征人的悲惨情景。马骏成功地扮演了剧中的老妇人，少妇人则是毓文学生田成玉扮演的。他们演得形象逼真，哭得真切动人，以致台下有的看剧的观众也因自己的亲人为军阀强征而痛哭失声。那时条件很差，没有灯光、布景和道具，可是他们以情动人，收到了很好的演出效果。这种冲破师道尊严的师生同台演戏，和借古讽今的反对军阀战争的内容，在当时的吉林都是创举。马骏还利用周会、节假日和深入学生宿舍的机会，向大家讲解十月革命的道理，传播马列主义，并曾领导学生反对日本人修筑吉敦路和天图路的斗争……
1925年，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党中央领导下，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人领导上海二十万工人大罢工，消息传开，全国响应，史称“五卅运动”。马骏领导吉林人民投入了这一运动。
6月7日，马骏等人以“吉林爱国六大团”的名义发出宣言，指出：“吉林父老兄弟姊妹万急鉴：沪上同胞，惨遭屠戮。凡我同胞奔走呼号，以求公理之战胜。查英日两国，号以文明自居，其实外假文明面具，内具蜥蜴之心，其残忍较之毒蛇猛兽有过无不及也……此次我沪上同胞游行演说，并无额外行为。讵料万恶之巡捕不问情由，公然开枪射击，竞将我同胞击毙七十余名，伤者百有余名。尸横路上血溅街头，哀痛之声，惨不忍闻，是可忍孰不可忍也……”6月8日，马骏首先领导毓文中学学生起来罢课。接着，他又多方联络，积极发动，为广泛开展沪案后援活动而酝酿成立沪案后援会。他有时电请各校代表，有时骑着自行车亲自前去鼓动，曾先后在省教育会小讲堂、江南农业试验场、公共运动场和江南花园等地，多次召开会议。
6月8日晚，马骏电请各校教职员代表二十多人在教育会馆小讲堂开会，商量联合各界人士为声援沪案死难同胞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6月9日晨4时，马骏联合各校代表在江南农业试验场开会，决定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并以学生会的名义发表宣言；还决定6月10日在公共运动场召开示威讲演大会，下午在江南花园露天开会，酝酿成立沪案后援会事宜。当晚5时，在省教育局议场为申案交涉特开紧急会议……其后讨论多时，决议组织“吉林教育同人申案后援会”。出席代表四十九人，省教育会长韩石青主持会议，马骏作了讲演，然后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酝酿沪案后援会副会长。因为韩石青百般推脱会长之职而遭到与会人员的唾骂，马骏和张乃仁被提名为正副会长。当即拟定武鸣周、张乃仁、何利唐等人为起草委员，决定起草章程，发表宣言，还为6月10日召开成立大会作了四项决定。其中第四项决定是在“吉林教育同人申案后援会”成立大会召开之日，各校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以示哀悼上海死难同胞。
6月10日吉林沪案后援会在公共运动场宣告成立。会上选出了马骏、张乃仁为正副会长和七个部的二十二名委员，宣读了章程，通过了宣言。10时许，马骏指挥省城与会各界人士开始示威游行。省立法政学校、职业学校、一师、一中、五中、毓文、女师、女中、各小学及各人民团体共四千多人，手持白色标语旗，以数十辆自行车为先导，浩浩荡荡地走出了公共运动场。经过南街、出大东门到商埠地，由大马路赴省议会入新开门，顺粮米行到交涉署，又到商务总会和省长公署，要求援沪，沿途马骏曾不断讲演，示威游行持续两天之久。对此，当时很多家报纸都作了报道。6月17日《满洲日日新闻》报，咒骂领导声援“五卅运动”的马骏，是五四运动中闹天安门的“极端赤化运动的元凶”。可见马骏的声望和影响之大了。
6月14日，吉林沪案后援活动进入了高潮。这天省城各校师生、各人民团体、爱国人士、市民和长春、哈尔滨等地的代表一万多人，怀着悲愤的心情，在预定的时间内来到丹桂茶园剧场。因为人来的特别多，致使这样一个大剧场也容纳不下，很多人不得不站在场外。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正面主席台上设有祭坛，四周挂满了无数标语和挽联，远远望去人山人海，气氛非常悲壮。
上午10时，马骏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他用流利、简捷的北京话报告了“五卅”惨案的经过，又讲解了召开市民大会的意义。他说：“今天除对死者追悼外，同时在这里召开市民大会。这里开会对外表达我国民之意志，对内唤起一般社会之注意。从来我国外交的失败，都是由于人民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因此，外侮日益加深，为了促使政府强硬的态度对外进行交涉，则我人民必须努力为之后援。”他还义正词严地向军阀政府提出十项要求：判处凶手英日两国巡捕死刑；撤出上海英日领事并给予处分；英日两国登陆部队必须撤退；取消领事裁判权；优恤死亡同胞；收回租借地；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后此类暴行保证不再发生；赔偿损失；向我国政府正式道歉。大会通电略称：“上海英捕惨杀徒手工人、学生之事，调集兵舰，如临大敌，惨无人道，举国惊骇，似此横暴，人道何在？公理何在……若不急谋抵抗之法，何堪设想！敝省会除电政府严重交涉外，各团体之联合一气，协力进行，为外交后盾，至我所要求各款不达目的不止。”大会在宣读通电后，在哀乐声中举行追悼仪式，向“五卅”惨案中死难烈士英灵三鞠躬，并宣读了祭文，接着马骏宣布市民大会游行开始。为了免遭军警毒手，马骏当场剃掉胡子，化装走出了会场。在他的指导下，省议会各团体的旗帜为先导，各团体代表、教职员和学生几千人的队伍进行示威游行。沿途高呼“为上海遇难同胞复仇”、“与英日绝交”、“抵制日货”、“共同奋斗”等口号，并散发传单干余张。到公共运动场后马骏大声疾呼：“要坚持斗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号召青年学生，不要因爱国参加政治活动而放弃学习，号召市民共同奋斗，号召商人要增强国家观念。
这次活动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吉林“五卅”反帝爱国斗争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它进一步动员了广大群众，推动了全省的运动。此后，吉林沪案后援会的活动便转入有组织的募捐和抵制日货运动。
6月16日晚，沪案后援会在省教育会开会，马骏、张乃仁轮流主持，主要商量为华工募集义捐金和经济绝交问题。会议决定：教育界同人，以月薪五十元上下为界，分别捐助义金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其他各界和省议会联合进行，形式上也要活跃，不仅讲演、演戏、跳舞，还结合庙会、端午节等民间节令组织活动。6月18日是夏历闰四月二十八，沪案后援会利用北山庙会之机组织募捐。这天，省城各界爱国群众和青年学生，早早来到北山附近的斯美茶园，马骏带领各校讲演团，在群众之中开始讲演。他以“不牺牲则不成功，不破则不建设”为开始，语气逐渐加深，情绪愈加激昂。在他的带动下，学生用演说、演戏、跳舞等方式组织募捐，山上山下到处讲“五卅”之惨状，听众甚为感动。纷纷向募捐的大笸箩里扔钱。据当时《盛京时报》载：“教育界后援会同人募捐款万余吊，一中学生募得两万吊，毓文学生募得万吊左右，省模范学校募得万余吊，总计募得五万余吊，合现大洋三百余元。”马骏有个小本子，记下募捐的钱数，然后寄往上海。很多钱是通过大东日报社寄出的。《大东日报》是毓文中学办的，社址在长春。当时办这个报并不是为了赚钱，主要是为了有个说话的地方。《大东日报》起初的总编张云贵是马骏的好朋友，他们曾一起积极传播新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在列宁逝世后《大东日报》曾发表了纪念列‘宁专刊。除专刊之外，又发表了《列宁之死》、《论出列宁专刊》等文章，在民间和政界影响很大。后来张云贵被军阀石友三活埋，中共吉林省第一批党员、吉长地委宣传部长肖丹峰继任《大东日报》总编，于是，《大东日报》成了中共吉长支部的秘密机关。
马骏还领着学生到乌拉街、大北窑等地募捐。在马骏的领导下，吉林的沪案后援活动和全国一样，从工人、学生运动开始，迅速掀起了全民族的反帝爱国声浪。
吉林的“五卅”后援活动规模很大，从当时的省城吉林市开始，迅速扩及到长春、四平、辽源、怀德、梨树、柳河、延吉、双阳、公主岭、郑家屯、伊通、磐石、永吉、双辽、开通、样子哨、四洮路、辉南和当时吉林省所属的哈尔滨、宁安、双城、一面坡、依兰、呼兰、阿什河等三十多个大小城镇。这是吉林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空前大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它揭开了吉林革命历史的新篇章。马骏作为吉林沪案后援会的会长，始终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
“五卅”运动以后，马骏离开了吉林私立毓文中学，受党的派遣去苏联留学。
内容来源：《回族杰出革命家》，罗力
图片来源：《马骏》，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25年10月，党组织派马骏等十多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骏学习勤奋刻苦，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努力钻研马列主义。课余假日，马骏常和留学生们一起在列宁山上休息，他勉励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准备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每当谈到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时，他都是那么的欣慰和自豪，充满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无比仇恨。不久，马骏被选为学生团体——中山大学公社的领导人之一，负责党务工作。 1926年五一节后的一个早上，中山大学公社的十几个同学，聚集在教室对面的小花园里闲谈。不知谁问了一句，马骏同志为什么不吃猪肉？引起了他对民族和宗教问题的长篇谈话。他说：“我是共产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我当然记得，而且深刻懂得和相信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同时我也特别懂得，宗教在人民中的深远传统和习惯力量。”因此“我懂得而且深信，反对宗教和破除迷信，绝不是简单的短时期的事”。“现在我入党已经几年了，但是我还不吃猪肉，主要地因为我要做一个回汉关系的调剂人”。“我要把回汉各民族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革命旗帜之下，在共产党领导下，亲密合作共同奋斗。所以我相信同志们也不会因我不吃猪肉而把我见外”。总之“我们回汉民众和回汉同志们相互间的主要问题，不是吃不吃猪肉的问题，而是如何达到互相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亲敬，以便走上共同革命和共同解放的道路。”马骏的一席谈话，反映了他用马列理论研究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心得和水平，从而启发了大家对民族问题研究的兴趣，增强了不同民族同志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鼓舞大家在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争取革命胜利的信心。
内容来源：《回族杰出革命家》，罗力
图片来源：《马骏》，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北方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领导人李大钊等同志惨遭杀害，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祖国处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这时，马骏接受党的指派，秘密回国。他路经东北，顾不上回乡看望一下自己久别的亲人，而是先到武汉，后经天津抵达北京，他不畏艰险，在腥风血雨中前赴后继，踏着先烈的足迹奋战，他受命就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负责恢复北京临时市党部的工作。
马骏在革命低潮时期，来到奉系军阀盘踞的京、津地区开展地下工作是十分艰难的。尤其京、津两地是马骏早年从事学生运动，名声很大的地方，他早已被敌人注意，而且这里熟悉他的人也特别多，不易隐蔽，这就更增加了他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性。但是，马骏还是那样热情、乐观，显得更加坚强了。当他路过天津时，很多同志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坚定地说：“党既委托我这个任务，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怕危险就不干革命了！不能知难而退，只有多加谨慎而已。”到北京以后，他和崔忠培等人一起，在东城、崇文等区秘密活动，很快把北京市委重新建立起来，开展了地下斗争。
敌人侦知新任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就是当年大闹天安门的马骏，便经常在各个学校和教育机关进行搜索。马骏则利用他的胡子等进行各种化装，巧妙地躲开暗探的视线。他常常置身于贫民窟、工人区，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衣食住行等一切均同于普通市民，神出鬼没地与敌人进行周旋，所以，尽管敌人暗探密布，搜寻数日，仍毫无所获。
1927年12月初，在一次市委会议散会后的路上，马骏碰到了一位老熟人。当他俩行至岔路口时，那人不慎喊了一声：“天安，从这边走！”这句话被暗探听到了，于是马骏被死死盯住，被京师警察厅逮捕。
马骏夫人杨秀蓉在家乡听到马骏被捕入狱的不幸消息以后，焦急万分，立即带上年幼的女儿赶到北京狱中探望。她千里迢迢来到日夜思念的亲人身边，看到的是被万恶的敌人用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丈夫，她无法抑制的热泪夺眶而出，哽咽难言。马骏看到久别的妻子如此伤心，便神情自若地安抚她说：“别为我难过。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要为它做出牺牲的。”他又坚定地满怀信心地说：“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你等着吧！”当秀蓉谈到，要使钱买通敌人，争取释放他出狱时，马骏严峻地再三叮咛说：“你不要用钱向外买我，那样出去是不光彩的。我还要在这里和他们继续斗争！”他深情地抚摸着小女儿，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所做的一切奋斗，一都是为了他们，我们死而无愧。”
当初，马骏被捕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曾派教育总长莫德惠前去劝降，说：“只要你不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张大帅叫你当教育次长！”马骏当场痛骂道：“我不像你们那样卖国求荣，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叫我不宣传马列主义，不搞革命，这比太阳从西边出来还难！”敌人见软的不行，就施用了各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着他写《意见书》，妄图从中得到共产党组织的机密。但马骏始终坚贞不屈，从他口里没有说出党内的半件事。在狱中，马骏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经常对狱中群众讲解共产主义的道理，敌人在一旁听了也大为“惊奇”。敌人使用各种刑具来折磨他，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浩气凛然，决不为敌人所折服。
反动军阀张作霖听说马骏宁死不屈，他斥骂下面的人无用！便亲自提审马骏，他还试图用教育次长的官衔收买马骏。但马骏大义凛然，不屑一顾，他一言不发，只是向敌人要过笔墨纸张，奋笔写下了《告东北同胞书》，号召回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随即又从容不迫地写下了“故共产党员马骏之墓”的碑文。张作霖亲自出马劝降马骏，碰了一鼻子灰，也黔驴技穷了。他一看马骏所写内容更是恼羞成怒，便在军阀混战吃紧之际，下令杀害马骏。
1928年2月15日，马骏“上衣被剥，双手背绑，两脚加镣。但是，他挺身端坐在黄包车上，昂着头，睁着眼，他那六七寸的黑须迎风飘逸”。他奋力高呼“回汉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还唱着《国际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在赴刑场途中，“沿街的千万民众为他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有的流下了眼泪”。
回族人民的忠诚儿子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马骏，为革命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
马骏牺牲后，回族民众冒着生命危险，按照本民族的习惯，在京郊清真寺为他作了洗礼，并在南下坡安葬了他的遗体。
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全校师生无比悲愤，立即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决定把莫斯科中山大学俱乐部，命名为“马骏俱乐部”，以资怀念。 党和人民对马骏烈士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荣誉和评价。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审定马骏为烈士。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又在北京为马骏举行了公祭仪式，为他修墓立碑，并将他的墓定为北京名墓之一。
内容来源：《回族杰出革命家》，罗力
图片来源：《马骏》，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895年9月12日 生于吉林省宁安县（今黑龙江省宁安市）。
1915年8月20日 进入天津南开学校读书。
1919年5月7日 五四运动爆发后，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
1919年6月11日 为劝说天津总商会坚持罢市，血洒商会议事厅，商会深受震动，宣布总罢市。
1919年8月23日 率领爱国学生在北京天安门请愿，坚持三天三夜，迫使徐世昌电告巴黎和会中方代表拒签“巴黎和约”，名声大震，被誉为“马天安”。
1919年11月10日 被选为全国各界联合会评议部干事，在上海租界地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任总指挥。
1920年1月23日 在天津组织抵制日货活动中被捕，随后被关押半年之久。
1920年 发起和组织爱国青年学生的进步团体——觉悟社。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2月 赴东北从事地下工作。之后不久，组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宁安党小组”。
1924年9月 在吉林市毓文中学以教书为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25年6月7日 发起组织“吉林沪案后援会”，任会长，组织了吉林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
1925年10月 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书记。
1927年夏 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国，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同年12月3日不幸被捕。
1928年2月15日 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英勇就义。